重复品读《雷雨》，可以得出一个“有关因果的推论”，即在周家的四个人物身上都不约而同地存在着一个共性的东西；也正是这个共性的东西，导致了他们有着相同或相似的命运。这个共性的东西就是——人性的错位。 
对于人性而言，它的理想状态应该是平衡的，人性杠杆的两边，是社会规范和人性本质。人性本该是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但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从而趋于一致，趋于平衡。然而，在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如《雷雨》所处的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的中国），政治经济形态的更替，道德价值观的交锋，深深地冲击着这一时代中人们的灵魂。曹禺先生正是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些非常态的人性特征，并对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和思考，然后将其附着在适当的人物身上，再以话剧的形式阐释这种思考，使人物形象散发出永恒的艺术感染力。
对于周朴园来说，人性的错位表现为人性向物欲（金钱）低下了高贵的头。物欲使他偏离了正常的人性轨道，而滑向了“自私、虚伪、残酷、阴险”。当年他为了“赶紧娶那位有钱门第的小姐”，逼着鲁侍萍抱着刚生下三天的儿子，冒着大雪离开周家。三十年后，当他再次和侍萍邂逅时，本能地意识到这件事会影响到他的身份和地位，侍萍找他就是为了钱，于是严厉斥责：“你来干什么？”“谁指使你来的？”除此之外，当他得知领导工人罢工的鲁大海是他的亲骨肉时，便“冷笑”：“这么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鼓动罢工，反对我！”于是，他解雇了鲁贵、鲁大海和四凤。还有，他为了金钱故意让江堤出险，淹死了两千二百多人，然后从死人身上再扣钱。在他身上，人性与金钱的较量，无疑是一场力量悬殊的较量，结果是人性最后惨败给金钱。
繁漪是周家的另一个复杂的人物。繁漪作为“一个中国旧式女人”，又读过书，爱好诗文，所以也有着对美好感情的憧憬，对未来充满人性的渴望。然而，她错了，周朴园是一个无法与之谈论感情的人。没有爱的家庭和周朴园的冷酷无情，彻底浇灭了她原有的一点天真的幻想，也导致了她的人性随之出现了错位。正因为如此，她所承受的人性砝码越重，内心遭受的压迫就越重，直到最终的崩溃。于是，她爱上了周萍。这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偏离正常人性伦理的做法，然而，她却要藉以重拾内心中那份对美好感情的期盼。毋庸讳言，这两株从封建土壤里生长出的畸形的小草迸出的爱情之花，是一束“恶之花”；所以当周萍要从她身边离开时，她对爱情的幻想破灭了，她疯狂地想抓住周萍，哪怕仅仅是一个影子。这时候的繁漪，已彻底偏离了自己作为“母亲的”本真轨道，也偏离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基本轨道，直到她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生悲剧结束。
周萍是周朴园和侍萍的儿子，是继母繁漪的情人，是他们这个复杂大家庭的继承人。他和周朴园、繁漪一样，也有过人性的错位。所不同的是，他的人性错位，最后回归正常，走向理智。他和繁漪曾经有过爱情的涟漪，周家好比是一个外表光彩的花园，他和繁漪就是花丛中的两棵毒草。这种违背伦理道德的“乱伦”行为，虽然给了他一时的快乐，也给了他沉重的痛苦。他在人性的天平上摇摆不定，郁闷而不知所措。繁漪疯了一般地抓住他，尽管他们的交往是秘密的，但这种日子毕竟是不正常的，周萍也因此承受着精神上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压力下，他也下意识地有了羞愧之心，说明他还没有彻底丧失理智，他还知道“我是我父亲的儿子”。后来周萍努力修正自己人性方面的偏失，他“厌恶这种不自然的关系”，希望这次是他和繁漪“最末一次谈话”。但这种偏失不是轻易就能够修好的，在摆脱繁漪的同时，他又爱上了妹妹四凤。尽管他奋力补救，可惜等待他的依然是更无法接受的苦果。
周冲是一个充满理想的青年，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处在一个封建大家庭的重围之中。当他鼓起勇气，要向父亲表明自己对四凤的想法时，目睹了父亲逼迫母亲喝药的情景。父亲的那种专横态度，那种封建家长的威严，使他把想说的话又缩了回去。当父亲要解雇鲁大海时，他据理力争，却遭到父亲的怒喝。他美丽而幼稚的理想一次次在封建家庭的重围中碰壁，最后为了那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理想而迈向了悲剧的深渊。他的人性，可以说是周家中最合乎规范、最正常的，可是当人性和封建家庭的“规矩”发生冲突时，在自己的正常人性规范一步步被撕碎后，最终也走向了死亡。这不是他个人的原因，所以曹禺在《雷雨·序》中说“他们（周冲和四凤）的死亡，自己并无过咎”。
《雷雨》博大精深，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戏剧冲突的激烈性，都是我们要用心去长久体味的。但我们要明白一条真理，那就是不能违背规律（比如合乎规范的人性）。违背规律就意味着惩罚，周朴园违背了，繁漪违背了，周萍违背了……他们都因此受到了惩罚，而且这种惩罚是致命的。曹禺在《雷雨·序》中也明确地提到有一个“太大、太复杂”的法则在控制着剧中人物的命运。这个法则，我认为对周家人而言，就是人性的错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