藤野严九郎生于日本福井县，世代为医，藤野严九郎是藤野家第六代医生。他生于1874年7月1日，9岁时父亲亡故，由大哥二哥扶养。严九郎排行老三。他在读小学时，同时跟酒井藩校教师野坂先生学习过汉学。1892年4月，从福井学校中途退学，进入爱知医学校，1896年10月毕业，留校作解剖学教师奈良坂的助手。1897年5月，得到医生开业证明书。同年7月后，在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学习解剖学一年。1901年10月，藤野应聘到仙台医专任解剖学讲师，其时藤野刚刚满27岁。他和敷波重次郎教授担任一年级的解剖学理论，他还担任二年级的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一年级的专业课只有解剖学，一年级的正副班主任大体上照例由敷波和藤野担任。班主任管理的范围很广，据当时仙台医专规定，诸如学生的学习态度、学生的管理教导、出席情况、考试成绩的统计以及教室的整理和保管，都由正副班主任负责。

　　1904年7月6日，即大约鲁迅到仙台前两个月，藤野由讲师升为教授。

　　藤野生活朴素，当时教授上课，来回都坐人力车，而藤野则是步行，他住在空堀町，离仙台医专有步行三五分钟的距离。鲁迅离开仙台前曾到他家去过，他送给鲁迅一张照片，背面写上：”惜别 藤野 谨呈周君。”鲁迅为了安慰藤野，曾故意说：“我想去学生物学，先生教给我的学问，也还是有用的。”据说后来藤野跟侄子藤野恒三郎说过：“周君是个好学生……但不是当医生的人。看来是为研究生物才学生理学和解剖学的。”恒三郎说，看藤野先生的口气，他是相信了鲁迅分别时为安慰他而说的想学生物学的话。

　　1911年，东北帝国大学成立，1912年仙台医专并入，成为东北帝大医学部，所有校舍、教职员、学生原班未动。1915年决定成立东北帝国大学医科大学，藤野因学历不够，被迫于6月底提出“请求免职”，7月1日降为临时讲师，8月9日被解除讲师职务。

　　藤野以生活关系，认为可以搞一搞耳鼻喉的工作，到东京三井公司的慈善医院就业。1919年回故乡自立诊所，1945年在福井逝世。

　　鲁迅很重视藤野对他的关怀，1934年，日本岩波文库中要出《鲁迅选集》，译者增田涉写信给鲁迅，征求选文意见，鲁迅回信说：“请您全权处理好了。在我看来，非放进去不可的东西是没有了。不过《藤野先生》一篇请您译出加入。”1936年增田涉再次到上海，鲁迅又向他打听藤野的近况，当增田涉说没有下落时，鲁迅慨叹说：“藤野先生大概已经不在世了吧！”其实藤野先生还在世，而且还读了鲁迅写的《藤野先生》。1937年3月，《文学案内》上发表了以《谨忆周树人君》为题的藤野先生的谈话录。

　　《藤野先生》的主题是什么，这两年争论颇多，大体有四种意见：

　　第一种：表现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第二种：主要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其次也赞扬了藤野先生。

　　第三种：怀念歌颂藤野先生。

　　第四种：主要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其次也写了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分歧点主要是：《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还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

　　主张《藤野先生》是写作者的爱国主义思想的，理由如下：第一，《藤野先生》写于1926年10月12日，地点在厦门大学。鲁迅原来准备在厦门工作两年，结果只住了半年。他一方面坚持斗争，一方面写了《藤野先生》回忆散文，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感情变化的轨迹，回顾了自己的爱国思想的发展，以此来激励自己，增强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信念。第二，全文按地点转移，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讽刺的笔调，痛斥了在日本东京的清国留学生的腐败状况，表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第二部分，作者回忆了自己在仙台医专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着重追述了自己弃医从文的原因，充分表达了青年鲁迅热爱祖国、积极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可贵精神。第三部分，写鲁迅怀念藤野，藤野不仅没有民族偏见，给了鲁迅无限的温暖和极大鼓舞，而且藤野先生的思想与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完全是相通的。第三，鲁迅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高潮中回头总结自己20年前弃医从文，走上革命道路的战斗历程，本身就是对洋务派、改良派、复古派“科学救国”滥调的批判。如果说写作者的爱国精神是次要的，既不符合作品的内容，也降低了写作此文的战斗意义。

　　主张《藤野先生》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理由如下：第一，这篇散文的标题是《藤野先生》，一般说，文章的标题是作者对全文思想内容最鲜明和最精练的概括。这篇散文的抒写中心应该是藤野先生，文章的主题，自然应该是和藤野先生有直接关系的，而不可能抒写的中心是藤野先生，要表达的主题却是“我”的某种思想。在文章的结尾部分鲁迅说：“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鲁迅写《藤野先生》，正是为了寄托自己对具有“伟大的”性格的藤野先生深沉的怀念。第二，从整篇文章的结构看，是围绕藤野先生这个中心来组织材料的。开首写作者对一些专事享乐的“清国留学生”的不满，正是这种不满，促使鲁迅离开东京去仙台，因而有机会结识藤野先生。接下去写仙台生活，写藤野先生，写泄漏试题的流言，当然与藤野先生有关。写看幻灯片后终止学医，是交代离开仙台的原委。后面几段是写和藤野先生的分离及分离后对藤野先生的怀念。总之，这篇文章不是“以鲁迅的思想变化为线索”，也很难说是“作者回忆藤野先生，只是为了清理自己从1904年到1926年20多年来思想变化的轨迹，明确自己是如何生活、战斗过来的。”

　　我们是主张《藤野先生》的主题是怀念歌颂藤野先生的。从作品的效果看，这篇作品留给读者印象最深的，是藤野先生的容貌和言行，是藤野先生的性格和品德。鲁迅所以建议增田涉把《藤野先生》译出编入《鲁迅选集》，也是因为这篇散文怀念歌颂了藤野先生，而不是因为它写了自己的爱国主义思想。

　　仙台在本州东北部，宫城县首府，临太平洋仙台湾。1889年设市，1905年鲁迅在仙台读书时，仙台市有10万人口。当时市区还遗留着树木葱郁的武士宅第，又没有工厂煤烟，因此，被称为绿树成阴的城市。鲁迅初到仙台，正如他在《藤野先生》中所说，是“住在监狱旁边一个客店里”，离仙台医专约有10分钟的路程。鲁迅住的客店围有矮矮的扁柏篱笆，是木板屋顶的两层楼房，楼上是公寓和旅店，鲁迅就住在楼上。楼下一部分租给别人“包办囚人的饭食”。鲁迅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此地颇冷，晌午较温，其风景尚佳，而下宿则大劣。……人哗于前，日射于后。日日食我者，则例为鱼耳。”大约在1904年11月，鲁迅又“搬到别一家”，《藤野先生》一文中讲：是受一位先生好意的劝告。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一书引用鲁迅的班有代表铃木逸太推测，这位先生很可能就是藤野先生。第一，藤野先生是鲁迅这个班级的副级主任，管理学生的生活及学习。藤野1937年2月25日写给鲁迅当年同班生小林茂雄的回信中曾谈到他对鲁迅的照顾：“与同学之交际，公寓生活之处理……等，皆尽可能设法为之提供了方便。”第二，在新公寓里，有几个仙台医专学生与鲁迅同住，其中有两个都是藤野先生作保证人，可以看邮，藤野和公寓的经营者宫川信哉有联系。

　　鲁迅在《藤野先生》一文中，提到：“一位先生却以为这客店也包办囚人的饭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几次三番，几次三番地说。”鲁迅所以在这里只提一位先生，而不提藤野之名，从全文布局看，是为了更好地突出藤野先生，如果这里提到藤野之名，下边那一段对藤野先生的描写，给人的印象就不会像现在这样鲜明突出。两个“几次三番”，写出了藤野先生对鲁迅生活的殷切关怀。

　　仙台医专1904年规定，采用三学期制（一年里有三学期）。1906年9月以后采用两学期制，鲁迅在仙台医专读书期间，正是学校采用三学期制的时候。

　　1904年9月12日，鲁迅入仙台医专学习。敷波重次郎是鲁迅这个年级的年级长，即班主任。第一学年敷波教解剖学理论，第一学期每周五节，第二三学期每周各四节。另一位教解剖学理论的是藤野，第一学年第三学期中每周授课四节。鲁迅在《藤野先生》中说，“解剖学是两个教授分任的”，指的是敷波重次九郎和藤野严九郎。

　　一年级的重点是基础课和理论课，第一二学期的基础课化学、物理学、独逸学、伦理学、体操等，占全课程的三分之二。解剖学理论，每周有八至九小时，占有很大比重。

　　《藤野先生》提到：“第二年添教霉菌学，细菌的形状是全用电影来显示的，一段落已完而还没有到下课的时候，便影几片时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战胜俄国的情形。但偏有中国人夹在里边：给俄国人作侦探，被日本军捕获，要枪毙了，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讲堂里的还有一个我。”这件事在《呐喊·自序》中也提到。

　　这里提到的电影，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幻灯，日本的鲁迅研究者，把一件事称为幻灯事件。

　　日俄战争爆发后，各地兴起观看战争幻灯的风气。当时当地报纸经常报导仙台市及宫城县所属各地举办幻灯会的事，当时学校放映幻灯，受到文部省的奖励。

　　中川教授给鲁迅这一年级讲细菌学，从1906年1月开始，其时日俄战争已经结束。据鲁迅同班同学铃木谈：“幻灯的解说由中川教授亲自进行，也许有中国人被日本军杀死的场面，学生大体却是静静地看着。后来才听说这件事成了周树人退学的理由。当时周树人却没有说过这件事。”

　　①“使我很为难”

　　鲁迅在谈到藤野先生担任解剖实习和局部解剖学的时候，曾说：“但他也偶有使我很为难的时候。他听说中国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详细，所以要问我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还叹息道，‘总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关于“使我很为难”，目前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是鲁迅因中国有这种落后野蛮的习俗被外国人知道而感到难为情，由此表现了鲁迅的爱国主义思想。

　　这种观点显然站不住脚，因为鲁迅1925年写的《灯下漫笔》中明确表示：“凡有来到中国的，倘能疾首蹙额而憎恶中国，我敢诚意地奉献我的感谢，因为他一定是不愿意吃中国人的肉的！”可见鲁迅绝不会因为藤野先生问到裹足一事而感到难为情。

　　第二种，认为主要是由于没有见过到底“怎么裹法，足骨变成怎样的畸形”，所以说不具体和清楚而感到“为难”，以自己的“为难”衬托了藤野先生尊重科学、重视调查的可贵精神。

　　第三种，认为这句话表现了鲁迅对旧中国弊病的深恶痛绝。许寿裳曾回忆，鲁迅学医，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要想解放那些所谓‘三寸金莲’，使恢复到天足的模样。后来，实地经过了人体解剖，悟到已断的筋骨没有法子可想。这样由热望而苦心研究，终至于断念绝望，使他对于缠足女子的同情特别来得大，更由绝望而愤怒，痛恨起宋以后历代摧残女子者的无心肝，所以他的著作里写到小脚都是字中含泪的。”从这一点出发，鲁迅回答藤野先生的问题，不是因不具体不清楚而“为难”，而是以沉痛而又复杂的心情具体回答了藤野先生提出的问题。藤野的叹息，表示他对中国缠足女子的深切关注和无限同情。

　　我们以为第二种和第三种意见都可以“言之成理”，第三种意见似更符合原文含义，不过要作一点补充，即“为难”似可解释为“难过”，鲁迅因藤野问及此事，又已经知道对已缠足的女子无能为力，因而有难过的感觉。

　　②“呜呼，无法可想”

　　鲁迅写到日本同学看到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枪毙的幻灯照片之后，欢呼“万岁”，而鲁迅却感慨万分：“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特别听得刺耳。此后回到中国来，我看见那些闲看枪毙犯人的人们，他们也何尝不酒醉似的喝彩，──呜呼，无法可想！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

　　鲁迅用“呜呼，无法可想”这一感慨，来说明中国群众的愚昧和落后，说明长期残酷的阶级压迫所造成的后果多么严重。也说明，经过20年的观察和实践，仅仅用文艺来启发人民的觉悟，究竟能有多大效果，鲁迅已持怀疑和否定态度。但是他在仙台学医时却不同，年青单纯，爱国心切，听到日本同学对中国人作侦探枪毙而欢呼“万岁”，“特别听得刺耳”，而且因此觉得学医不是首要任务，正像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的：“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鲁迅这一段话，和《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可以互相印证。

　　③“小而言之，大而言之”

　　鲁迅在《藤野先生》结尾处，深切地表达了对藤野先生的怀念和感激：“但不知怎地，我总还时时记起他，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

　　有的参考书这样解释：“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是指使学术为全人类服务。一些进步的科学家认为科学应打破国界，为全人类谋幸福。鲁迅当时还没有掌握马列主义，因此衍用了这个缺乏阶级观点的提法。

　　我们对此有不同理解。

　　这里的“大”“小”是就“新的医学”的流传范围而讲，“为中国”“为学术”也都有具体的解释。“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这个范围小，因为中国只是世界的一部分。“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新的医学，已经在世界不少先进国家中流传，再传到中国，流传范围就更大。“大”“小”是从新的医学的流传范围而谈的。

　　④关于“日暮里”的各种解释

　　《藤野先生》中有这样几句话：“我就往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去。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

　　这两年报刊发表了不少关于“日暮里”的文章，略举如下：

　　其一：“日暮里”是从东京去仙台的一个火车站 ，这个站名其所以给鲁迅深刻的印象，是因为这个站名同日本在甲午之战打败清朝、在日俄战争中打败沙俄后的军国主义气焰，很不协调。日本是一个战胜国，而这个地名却叫“日暮里”，所以给人以难忘的印象。再从受欺凌的清朝看，甲午海战吃亏的固然是中国，就是日俄战争，因为战场在我国东北，倒霉的也是中国。鲁迅作为一个“弱国”的留学生，就受那些深中军国主义思想毒害的日本学生的歧视，并在时事画片中深受刺激。离开仙台以后的20年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更是日甚一日。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作为一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士，当然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日本尽管是所谓强国，是“列强”之一，但是在日本却看到过“日暮里”这样的地名，这不能不使青年鲁迅产生预感，军国主义的日本总有一天要没落，像日落西山那样吧，这应该是鲁迅记得“日暮里”“这名目”的主要原因。

　　其二：不同意把“日暮里”的“日暮”二字理解成“日本国的没落”，并把这种理解加在鲁迅身上。理由是鲁迅反对从名称上判吉凶。他曾批评过北京市民把“绳匠胡同”改称“丞相胡同”之类事情的无聊。这种意见认为“日暮里”的“日”，不看作同日本的“日”双关，应当作“天日”“时日”理解，就是黄昏、傍晚、天色暗淡，就是“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日暮。鲁迅看到“日暮里”地名的心情，不是对异邦日本将来的国运产生什么预感，而是联系故国当时的处境，很自然地兴起一种“日暮途穷”之感。当时中国国运衰败没落，正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何况鲁迅赴仙台求学之前，在东京书赠好友许寿裳的《自题小像》诗中，已经表达了“风雨如磐暗故园”的忧国伤时的心情。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在途中看到“日暮里”这个地方，很自然会产生忧念祖国“风雨如晦”之感。这同想到水户这个地方，心中就升起对朱舜水这位爱国者敬慕之情是一致的。鲁迅对日暮里和水户怀有深刻的印象的原因都出之于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其三：当时，鲁迅告别挚友，远离较熟悉的东京，只身去异域的一个偏僻小城，途中见到的第一个驿站之名“日暮里”时，兴起“满目萧然”“去国怀 乡”的览物之情，即“日暮乡关何处是”的感触与深情，以至相隔20多年后在厦门岛上回忆起当时情景时，“还记得这名目”。

　　鲁迅1902年到东京不久曾有照片三张寄家人，其中一张后有“会稽山下之平民，日出国中之游子”“走五千余里之邮筒”这些词语；到仙台不久在给友人蒋换卮的信中又有“形不吊影，弥觉无聊”之感，和“遥思吾乡，想亦久作秋气”之念。又1900年作《别诸弟三首庚子二月》中有“日暮新愁分外加”句。……鲁迅在日本时，的确时时有对祖国“风雨如晦”的忧念，……而怀念祖国的亲人和家乡，也是爱国主义思想感情的内容和方面之一。不必作因见“日暮”之名而有祖国“日暮途穷”之忧的那样的引申了。

　　我们查阅了一下日本有关材料，提出以下解释：

　　日暮里原是东京府北丰岛郡的一个町（相当于我们的镇），东京扩大后，划入市区，现是荒川区的个町。在市中心的北方，开往东北的火车经过此处。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往来东京仙台都坐夜车。“一夜就到”。又据《鲁迅在仙台的记录》记载，当时仙台至上野（东京的一个主要车站），行车约12小时。那么，鲁迅从上野搭车，路过日暮里，很可能恰是日暮时分，看到站牌，触景生情，留下了经久不灭的烙印吧。

　　其实这个很有诗意的地名是文人墨客后改的，此地原名新堀，即新渠的意思，《新编武藏》一书说，小田原北条的家臣远山的庭园里，新挖了一条渠，因此，这一带就以此命名为新堀。当时这里设新堀村，只有63户人家。到了江户中期，新堀这个土气的名字才被改为读音相近的日暮里（新堀读作ニヒボソ，日暮里读作ニツボソ），这正如同北京的狍尾巴胡同被改为高义伯胡同一样。在日本，汉字一般都有音读和训续两种读音，日暮里三字，音读时是落日余晖中的乡里，很富诗意。训读时（ヒグラシノサト）却是度过岁月的故里，带有实务意味了。现在，这个地名就兼有音训两读。

　　日暮里在文字资料中最早见之于享保十八(1733)年林信充所著的《武州日暮里诹访净光寺八景诗歌》。宝历、明和年间，在《江户名胜》《江户名胜二十四景》中，日暮里也都作为一景载入，描绘了这一带的道灌山、净光寺的山林和古迹。

　　在行政区域上，明治址一(1878)年新堀村开始改为日暮里村，大正二(1913)年改为日暮里町。日暮里车站是明治三十七(1904)年开始营业的，鲁迅乘车路过时，这里还是刚刚设置的新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