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9年，我读初一。 

    因为我们的学校正在建设之中，起初我们借读在小学，后来，随着小学的扩招，我们不得不搬出来，另谋出路。好在学校附近一位姓杜的老师家里空闲，我们便将黑板和桌椅一齐搬到杜氏堂屋，面墙而坐。 

    一个雪天，第四节课，王天明老师给我们上《思想政治》。 

    教室里的老师讲得是滔滔不绝，口若悬河，教室外的雪花下得是纷纷扬扬，风姿翩翩，我不时向外侧头，当然不全是因为雪花，更不是因为老师的课，而是手脚冻得不那么听话，瑟瑟作抖。我忽然想到，不久前用墨水瓶和牙膏皮自制的煤油灯（这灯本来是防备晚上停电用的，煤油由学校提供）还有点油，，便将它从课桌中挪了出来，放置地上，轻轻划燃火柴将其点着，尽管很小心，但“嚓——呲”的声音和那团蓝烟，让我很是急了，我迅速用《思想政治》书扇了几下，同学都看着我，一阵窃笑。王老师瞥了我一眼，继续讲课。 

    自鸣得意的我，没有看透老师的良苦用心，没有理会老师的眼神，依旧我行我素。此时，我的同桌兼哥们李政勇拿了几张废纸过来，就着我点燃的煤油灯，烧纸取暖，人在得意的时候总是容易忘形。我俩只差没有手舞足蹈。同学们都不约而同看着我俩，我们理解为是对我们的羡慕。那时候，隔了几张桌子的李子贡，看到我们有火，扔来一个自制的土炮（他哥哥做鞭炮生意，自己会做），我伸手去抢，右手抓住了鞭炮，却把课桌下的煤油灯踢翻了，心里一急，又用右手去扶煤油灯，“嘭”，教室里一声巨响，鞭炮渣滓纷飞，冲向四面八方。空气霎那间凝固了，所有的目光都齐刷刷的射向我，我忘了手的疼痛，也许根本就不疼只是麻木，脑子里一片空白…… 

    王老师将书往桌子上一甩，大声说：“怎么回事，谁干的？”我从懵懂中回过神来，蔫蔫的起立，低低的说“是我”。王老师把我叫出教室，踏着厚厚的积雪，噗哧扑哧的走过田坎，我低着头犹如雪后的茅草。王老师在前，走得不紧不慢；我跟在后面，心里是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心里盘算着如何面对王老师抑或是班主任老师的训斥、责罚、甚至是皮肉之苦。从杜氏家到学校，本来不足150米，如果是平日下课后去吃饭，我一路奔跑顶多只要20秒钟（这速度是我根据大学运动会上百米决赛12″35的成绩估计的）。但是那天，我觉得150米的距离是那般漫长而又漫长，但是绝对没有戴望舒徘徊的“悠长而又悠长的雨巷”那般浪漫。 

    来到学校，王老师找到班主任伍杰珍老师，指着我说了句“么的事，你问吴扬会”，然后走了。将我立在风口雪尖。 

    伍老师虽是女的，慈眉善目，满面温和中却带有一种不可抗拒的严厉。她抓过我的手看了看，说了句：“捏捏拳头看看”。我很听话的照着做了。她扔下一句“还好，手没事”，然后忙她的事情去了……不久，第四节课下了，蜂拥而至的同学看着我——这个班上成绩最优秀的学生——站在老师的门外，出尽洋相，那滋味绝对比吃饭还来得爽，还有我的哥们那个同党一脸贼笑。伍老师从房间走出来说：“吃饭去吧，你”。我如一个刑满释放的罪犯一样逃离了牢笼…… 

    1998年，我大学毕业做了教师。 

    我相继做了三年政教干事，然后当了7年班主任。其中间接或者直接教育过众多调皮捣蛋的学生，刚发现学生违纪或是逮个正着时总是尤为生气，那时年轻所以气盛。在那种情况之下，我一般会稍微将注意力分散一下，决不瞪大眼睛看着一张白纸上的那个黑点，而是努力去想黑点背后的白纸；要不做件其他的事情再回头处理我的学生，此时绝对会心平气和的面对他们，多作心与心的交流，有时甚至像王老师一样，冷处理。我心里自然而然会想到当年我的王老师、伍老师对我是如此的宽容，甚至可以说是迁就、纵容，如今的我为什么不能宽容我的学生呢？所以气消了，心平了，激烈的动作也没有了。10年来，我前前后后送走了四届学生，他们和我关系一直很融洽，很和谐，尤其是那些我没有当班主任的班级的学生。 

    曾经有个学生对我说，他不是畏我才敬我，而是因为敬我才畏我。想想当年如果王老师或伍老师甩我几个耳光，言语辛辣的批评我一顿，也似乎不为过火，但是他们没有这样，恰恰是这种无声的教育胜过了暴风骤雨般的打骂，我对他们的敬，得以让我畏他们，才让我在19年后的今天依然如此记忆犹新，依然对他们如此的敬仰和怀念。(吴扬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