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玛蒂尔德的假项链和别理科夫的真套子


精彩的装饰，绝妙的象征
-----谈玛蒂尔德的假项链和别理科夫的真套子

    秦皇岛一中   孙上

    法国著名的小说家漠泊桑与俄国契诃夫齐名，都是十九世纪享誉全球的短篇小说大师。分别在短篇小说《项链》和《装在套子里的人》中运用了象征手法，两位大师通过外在的衣着服饰，寥寥几笔便勾画出人物的灵魂深处的东西来。玛蒂尔德的项链和别理科夫的雨帽、雨鞋、雨衣、雨伞分别是奴役两人的心灵的锁链。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说：“在女子充当男子附属品的社会里，娘儿们的颈项上、耳朵上的链儿、环儿都 是古代奴隶身 上的链铐演化来的。它们好像是富贵的象征，其实是苦难的标记。”可以说《项链》中的这挂精美的假钻石项链正是虚荣的外套，苦难的象征。
    戴上它，玛蒂尔德比所有的女宾都漂亮，高雅迷人。“所有的男宾都注视她，打听她的姓名，求人给介绍；部里机要处的人员都想跟她跳舞，部长也注意她了”。受到男人赏识，她感觉是最大的幸福。她沉醉了。但，这毕竟只是一个梦。项链毕竟是假的，她也毕竟是个赝品贵妇。这里“项链”与“虚荣”何其相似：一个华丽、精美；一个漂亮、高雅。作者正是借助假钻石“项链”这个道具的虚伪的外表美，揭示了“虚荣”这华而不实的本质。
    因为虚荣她“以虚充实”借项链，因为虚荣她兴奋、陶醉，因为虚荣一个如花的少妇变成了粗俗不堪的老妇。更可悲的是三万六千法郎没有买下一个教训，十年的血汗没有使她彻悟。有的时候，她坐在窗前，还津津有味的回想那个舞会上，她是多么美丽，多么的使人倾倒。这真是愚顽不化到了骨髓。作者就是这样入木三分刻画了虚荣者的可悲性。
    然而，她强烈 的虚荣心源于错误的人生观——“她觉得她生来就是为着过高雅和奢华的生活”、“她觉得自己生在世上就是为了这些”；而错误的人生观又源于她生活的社会环境。在那个社会里，人们崇尚金钱，贪慕富贵；而且女子是男子的附属品——“她也是一个美丽动人的姑娘，好像由于命运的差错，生在一个小职员的家里。”言外之意，美丽动人就应该有好命运，就应该嫁个好丈夫。所以，与其说是项链套住了玛蒂尔德的脖子，倒不如说是小资产阶级的虚荣心和追求享乐的的思想奴役了她的心灵。与其说是项链毁了她，倒不如说是社会畸形的价值取向毁了她。玛蒂尔德的虚荣心不是一种个别现象，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法国十九世纪后期现实社会的产物，有普遍的典型意义。不安份于辛苦劳动而得以糊口的小康生活，看不起比自己更穷苦的人，一心想上升为大资产者，而且希望走捷径，借侥幸的机会发迹，这是当时法国小资产者的劣根性的表现。当然，只有少数小资产者获得了成功，而大多数小资产者在竞争中沦落到更加悲惨的境地。《项链》嘲讽了这种追求虚荣的可鄙风气，可以说，主人公玛蒂尔德个人的悲剧就是法国当时社会的悲剧。
    至于别理科夫这也是社会制度奴役下的畸形儿：即使“在最晴朗的日子里，也穿上雨鞋，带着雨伞，而且一定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的用具：伞、表、小刀都装在套子里；他的脸也蒙着套子，耳朵也堵上棉花；坐马车支起车篷”。总之是，把自己包在壳子里，一个套子里。作者虽着墨不多，但可笑的外表，反映其丑恶的思想。以“形”显“神”形神兼备。这里靴子、雨伞等，象征了保守、腐朽、专制和禁锢。他不仅要将自己的躯体和物品用套子套起来，而且连自己的思想、精神也要“套”起来。政府告示、法令和保守报刊的文章，是他思想的惟一准则。凡是脱离常规、不合规定的事他都要反对,甚至告密。别里科夫不仅把自己的一切都藏到套子里，令人生厌的是，他连周围的一切也不放过。“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十多年来,教师、校长、甚至全城的人都战战兢兢的过日子，整个城市死气沉沉。因此，别里科夫是可恶可憎的，他用一套无形的真“套子”，束缚、禁锢和奴役着整个社会。人们之所以怕他，是因为他有着沙皇政府作后盾。他所扮演的也正是旧制度、旧秩序、旧传统的卫道士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小人物的别里科夫，他实际也是一个受害者，“套子”在危害别人的同时，也毁坏和扭曲了他正常的人性。
    可见，这两个人物都是社会环境的牺牲品，作者通过象征的手法，借助“项链”“雨衣、雨鞋、雨伞等”道具，使其主观意图和客观效果形成强烈的反差，构成讽刺，在使人感到可笑可悲可叹的同时，去深思其根源。这样写，不仅赋予了“虚荣”“专制、奴役”以形象性，生动的塑造了一个典型虚荣主义者和因循守旧、反动保守的套中人的形象，而且含蓄、耐人寻味，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效果，并在人类文学的词典里增添了两个代名词：项链—虚荣的代名词；套中人—因循守旧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