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语出王充的《论衡》。《论衡·实知》说：“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在这句话中，“知物由学”是整句话的核心。“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可以看作是“知物由学”的具体阐释。而“人才有高下”是前提，是条件，是用来强调“知物由学”的。也就是说，无论生来如何，尽管他们性情有差异，才智有高下，能力有大小，但“知物由学”，别无他途。

这里，王充旗帜鲜明地主张“学知”，反对“生知”。在他看来，天地之间，根本就没有什么生而知之的人，后天的学习，才是获得知识的唯一途径。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所谓的“圣人”也不例外。如果“圣人”是可以生而知之的，那孔子何必说自己“十有五而志乎学”，而且“学而不厌”呢。“圣人”尚且不能“生而知之”，那无论是泛泛的“智能之士”，还是凡夫俗子，就更是“不学不成，不问不知”。由此，王充得出了“知物由学”的结论，即要想了解事物、知道事情、懂得事理，学习才是唯一的途径。

“知物由学”的提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兴起于西汉武帝时期，盛行于东汉时代的谶纬学说。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谶纬神学主张生而知之，先知先觉，不学而知。《白虎通义》中就有这样的说法：“圣人所以能独见前睹，与神通精者，盖皆天所生也。”当时普遍认为，圣人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有独异于众的眼力和听力，能前知千年以前的事，后知万年以后的事。

王充坚决反对并彻底批判了这种观点。他犀利地指出：“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举凡天地之间，所有体内有血的动物，没有天生就知道的。即便是所谓的圣贤，也必须依靠耳听、眼看来弄清事情的真相。要想“不学自知，不问自晓”，遍览“古今行事”，是“未之有也”的事情。一个人能够预见到未来的事情，并不是因为他有过人的视力和听力，而是通过考察事情的征兆和迹象，根据事物内部的规律推论得来。“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如果根本没有听说或看到过，那就不可能描摹出事物的形状。圣贤先知的奥秘在于，他们能暗中留心观察，而且默记于心。可见，“所谓圣者，须学以圣。”圣人的成圣之路，同样离不开学，同样要借助学。

王充之所以能得出“知物由学”这一迥异流俗的结论，还与他的个人经历密切相关。王充的祖上，本是豪族。但祖父几代，因为好勇斗狠，仗势欺人，四处树敌，到处结怨，反复迁徙，导致家道破落。但年幼的王充“有巨人之志”，年少老成，不好狎侮。“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八岁进乡校书馆，书馆中学童百余人，都因过失和书法不工受罚，唯有王充书法日进，未曾受责。后又负笈千里，游学于京师洛阳。“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艰苦卓绝的求学经历，使他不仅具有了“涉浅水者见虾，其颇深者察鱼鳖，其尤深者观蛟龙”的胸襟器识，真切感受到了“人有知学，则有力矣”，这一与“知识就是力量”最切近的说法，而且也得出了“知物由学”的结论。

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注重“学”及其意义。《论语》开篇就表明，学习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是人生的一种享受。曾子也说“君子爱日以学”，荀子则说“学不可以已”，学习被看作是一个人终身的使命。周秦两汉六朝诸子，则不乏《劝学》《勉学》《勖学》《讃学》的篇章。王充的“知物由学”，为这些众多的劝学文章，做了一个简明而精到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