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高考作文备考素材集锦：“光明观察”2015年5月号第9辑
　　
　　1. 不设防的朋友圈，莫让“微传销”肆意生长
　　2. 高考疯狂标语折射的社会图景
　　3. 靠什么改变“光写论文”的科普？
　　4. “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价值的体现
　　5. 正视提高卷烟消费税的程序瑕疵
　　6. 读武大被骗，拿什么拯救不设防的心？
　　7. 问题是“价格信不过”又如何？
　　8.信访办公室挂截访地图的背后
　　9. 有多少“合法违建”就有多少盘古大观
　　10. 乡村里的强捐，何以一副正义凛然的模样？
　　11.京东等巨头成长过程中必须跨越的一关
　　12. 人均文化事业费42元，你感觉到了吗？
　　13. 以“何不食肉糜”的逻辑骂铁皮板房？
　　14. 年费管理费不申请不给免再证银行傲慢
　　15. 五常大米的沉浮，“农业再造”的缩影
　　16. 警察暴打学生，学校偏袒警察？
　　17. 垃圾分类靠“最高罚200元”能行吗？
　　18. 推行“抚养假”，不如落实带薪休假
　　1. 不设防的朋友圈，莫让“微传销”肆意生长
　　然　玉
　　一份工作，做好了可月入10万、108天买奔驰、6个月买房，投入只要几千元坐在家就能创业，你想干吗？它就是现在非常流行的新兴工种——微商。但据央视曝光，其实某些微商真正赚钱不是靠零售，而是靠发展下级代理商，其手段就是在朋友圈造假和炫富！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种种做法都有点传销的影子。另外，不少“微商”大会也很像传销洗脑会，充斥着不停的掌声、口号、呐喊。（5月24日《现代快报》）
　　微商之风起云涌，迅速满足了全社会关于“电商创富”的最新想象。全新的社交平台、全新的目标客户、全新的推销模式，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预示着，微商乃是潜力无限的“蓝海”。于是乎，很短时间内，我们便见识了朋友圈内，那些令人钦羡的致富故事。可又有谁曾想，这一派繁华景象背后，却可能有“传销的魅影”在暗潮涌动……恰如一个古老而顽固的幽灵，屡禁不绝的传销，总是能在新的节点，找到新的“寄主”。这一次，轮到了微商遭殃！
　　疯狂洗脑、发展下线、赚人头费，这一系列做法，素来是“传销”的标准配置。可就是此类老套的招数，将之移植到微商领域，竟也能让不少人轻易中招，实在很是荒诞滑稽。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人心贪婪使然，但除此以外，微商所提供的“新幻想”，似乎也是一个重要诱因。要知道，人们总是倾向于对新事物寄于无限期待，久而久之甚至会演变成，一种自我暗示与欺骗——很多人就愿意相信，作为新事物的微商，当真能以颠覆传统的方式，极速攫取超额利益。
　　所谓微商，因其新颖和开创性，故而难免被镀上，一层“神话主义”的超现实色彩。在这种话语体系内，很多人忽略了营商的基本规律，忽略了对风险的起码警惕。由此衍生的狂热情绪与失智状态，最容易被传销者捕捉、放大并利用。事实上，我们已经一再见识到，“微传销”拉人下水的强大能量。被入局者，往往会失去耻感，变得六亲不认、坑蒙拐骗。而最为可悲之处在于，他们会视这一切为理所应当。
　　众所周知，所谓微信营销，本质上乃是交情营销、熟人营销。这种模式，以亲朋好友为推销对象，以个人信用和情感纽带为说服资本，的确可算是精准营销的经典范例。只不过问题在于，一旦传销网络渗透其中，也就不可避免，会造成更大危害……微信朋友圈，本是纯粹的社交圈，如今则是“不设防的营销场”；而长此以往，谁也不知道，其会不会最终沦为，充斥着尔虞我诈，以至于人人自危的蛮荒之地？
　　关于微商，我们见多了，那些热血贲张的煽动性立场。但是，随着“微传销”的勃兴，此刻或许更应重申：在商言商，从没有可以一夜暴富的人间童话；从没有可以肆意轻践的亲友情分！珍惜你所拥有的，永远是做好生意的前提。
　　2. 高考疯狂标语折射的社会图景
　　邓海建
　　2015年5月21日，广西桂北，高三教室里，一条条高悬着的“励志”高考标语，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等标语，提醒着毕业生，高考季就要到了。（5月24日新华网）
　　高考作文婉拒了诗歌写作，而在高考前夕的中国校园，到处都弥漫着古体诗的励志氛围。去年的一项民调显示：38.2%的受访者还记得自己的高考标语，58.0%的受访者认为高考标语对自己有不同程度的影响。类似“人丑就要多读书”、“要想成功，必先发疯”、“只要学不死，就往死里学”等标语，尽管或令人莞尔、或歇斯底里，却也别有一种励志的动能，叫人不敢懈怠，叫人莫负青春。
　　有人担心，疯狂标语会“带坏孩子”。这样的杞人之忧，就像害怕言情小说会飙升性犯罪一样滑稽。这种价值洁癖，显然已经忘了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一个成年年轻人，社会阅历又岂只是这几条无伤大雅的标语？尽管衡水二中曾将教学楼“铁栏杆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天下的中学，都到了“不疯魔不成活”的地步。区区几条“疯狂标语”，就像每日里会心一笑的朋友圈里的段子，谁会死抠字面的意思？
　　每年，中国的高考励志标语都成为社会议题。这无非是因为在今天，高考依然承载着实现代际转换、阶层流动、改变个体及家庭命运的历史重任。去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此后，进一步减少和规范高考加分项目和分值的规则也进一步明确，“裸分高考”成为捍卫高考公平的不二之选。这一系列变革，客观上仍强化着高考的功能性地位。
　　在媒体梳理的高考疯狂标语中，“变”与“不变”的，是这个时代的图景。一则，“不变”的是强调自强自立，是褒赏吃苦耐劳的价值取向。譬如“不像角马一样落后，要像野狗一样战斗”、“不苦不累，高三无味”等标语，不过是将“吃得苦中苦”的古训，找到了时代化译本而已。又譬如“吾日三省吾身，高否？富否？帅否？否，滚去学习！”等标语，以近乎黑色幽默的段子式姿态，强调躬身自省，印证的是“知识改变命运”的思维。
　　二则，“变”中足以窥见公共治理的步伐。前两年，“战胜富二代，考过官二代，高考不拼爹，努力靠自己”等标语屡见不鲜，各种不同版本的标语固然意在唤醒个体的奋斗自觉，但显然也旁敲侧击了“拼字诀”下的社会乱象。拍蝇打虎以来，高招舞弊空间越来越狭仄；加之高招制度励精图变，也进一步净化了博弈平台——因此，在今年的励志标语中，才出现了“进清华，与主席总理称兄道弟；入北大，同大家巨匠论道谈经”等新鲜说法。仔细品读，这里既有政治脱敏的新鲜感，亦有大气磅礴的正能量的价值旨趣。
　　高考标语其实比高考作文更耐人寻味，因为相较于后者，看似疯狂的标语，更真实而大尺度地显示了年轻人的“壮怀激烈”，以及他们对于这个时代与社会的认知与评判，乃至于昭示着他们如何因应民族与国家的梦想。少点吹毛求疵，多些理解宽容，在高考疯狂标语里，也许舆论会读懂更多的有效信息。
　　3. 靠什么改变“光写论文”的科普？
　　朱四倍
　　5月21日下午，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的韩启德来到华南师范大学，与600多名广东大学生互动。与大学生面对面互动中，如何科普成为首要热点。韩启德说，如何打破科普不给力的局面，凡是科技人员得到了政府的资助必须要尽一份科普的责任，不能光发论文。
　　“全国科技馆都顶不上一部科幻小说”直接表明了科普的重要性，也说明我国科普缺少与公众互动的尴尬。有关调查表明，近年来，我国公众的科学素质水平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状态，与同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明显不相符合。最直观的印象就是，普通公众在科学和伪科学之间徘徊，相信不少所谓“神医”的忽悠、大师的鼓惑，甚至在有意无意之间给江湖骗子创造了生存的土壤。站在这个层面，笔者以为，重新审视科普的重要价值，不仅有助于个体科学素养的提升，更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科学和文明品质的提高。
　　科普“不能光发论文”的背后，既与人们包括科学人员对科普的狭窄化、不当化理解有关，也与公众对科普的错误认识有关。我国早在2002年就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并把科普界定为，“科普是国家和社会采取公众易于理解、接受、参与的方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活动”。但在现实中，存在种种非理性的现象。其一，科普工作者积极性不高，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科普成绩不被纳入评职称晋级的考查因素，而在一般人眼中，科普是“小儿科”，是没有出息的行为，或者说是低层次的行为，不重视科普工作者的付出。相反，那些搞科研的才是正道，只有搞科研的成果才是成绩，科普作品无法上台面。如此种种，严重挫伤了科普工作者的积极性，最终都去争取项目，争取课题，忘记了科普对于社会的价值和意义。从常识判断，科普工作对社会的影响不压于科学发明，且在对公众科学素养和社会科学精神塑造上，可能效果更佳。
　　其二，我国尽管科技馆众多，但多数运行困难，科普经费和场地经常被挪作他用，调查显示，科普活动教室在科技馆建筑面积中所占比例不足8%，近20%的科技馆无教室。吊诡的是，科技馆中的客房和餐厅面积明显超过了展厅，有的科技馆被出租。
　　其三，我国科普工作习惯用灌输的方式进行，缺少有效的互动。有的科普成了“形象工程”，不注重公众的参与，用应付的方法来做科普，效果可想而知，不仅使公众无法判断和选择，而且让公众学习的热情也一一抑制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数据表明：我国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水平的比例仅为2%，而同期欧盟具备科学素养比例达44%，是我国的23倍，美国则高达69%，是我国的35倍。这种状况说明我国公众还不具备基本程度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意识。
　　一个看得见的恶果就是我国公众还不具备分辨科学和伪科学的能力，不具备基本的科学思维方法，不具备用科学方法思考和解决社会与生活中的各种问题的能力。科普关乎民众生活和社会稳定。民众生活中充斥的似是而非的流言主要是健康谣言，很容易裹胁一般人的认识，加重心理躁动不安情绪，处理不当的话，就可能引发各种各样的抢购风波，如对绿豆、食盐之类物品的集体无意识抢购就是明证。但假如我们能拥有较高水准的科学素养，不仅能让各种各样的神医无立足之地，恐怕连生活领域中的各种流言和现实中出现的类似“谣盐”都能消灭。
　　科普的定位已经从“讲解科学知识”到“公众理解科学”和“科学传播”的转变，对社会和公众来说，读懂国科技馆都顶不上一部科幻小说”的深意和期待确有必要，对科普工作来说，从改变体制和机制着手，提升责任意识，改变“光写论文”的科普，更是一种必须。
　　4. “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价值的体现
　　李劭强
　　5月7日，25岁的新乡小伙王超杰在青海打工时，突遇工友落水，为了救出东北工友，王超杰不幸落水牺牲。让人心寒的是，“同命不同价”的闹剧再次上演：王超杰和另外一位救人牺牲的工友，因身份不同，赔偿标准也不同。那名东北工人是城市户口，所以施工方赔偿40多万，而王超杰是农村户口，根据农民收入来核算，只能赔偿19万多。（5月24日新华网）
　　既然人是生而平等的，为何人的生命却被区别定价？虽然，赔偿只是一种事后弥补，再多金钱也无法挽回逝去的生命；但是，一定程度上，经济赔偿可以体现出对生命的尊重，对逝者亲人的抚慰，这种尊重和抚慰取决于赔偿政策与赔偿数额。所以，当两个宝贵生命因为见义勇为的壮举而消逝时，必须通过应有赔偿体现出对这两个生命的尊重，以及对逝者亲人的补偿：在赔偿过程中，赔偿的态度应该是积极的，赔偿的数额应该是相同的；在见义勇为的壮举上，这两个生命都值得敬佩，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农村和城市之分。
　　遗憾是，生而平等这个常识，在现实中经常被冲击得狼狈不堪。尽管，没有人会否认农村人和城市人的生命一样宝贵，农村人见义勇为的行为和城市人的见义勇为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落实到赔偿层面上，赔偿金却会有所差异。因为，城市人的赔偿是按照城镇居民收入核算的；农村人的赔偿是按照农村农民收入核算的。无论作为个人，他们本该、本可以在未来有怎样的发展和前途，对于赔偿金的设计来说，他们已经被分出三六九等。这样的划分让赔偿变得简单容易操作，但是也在深深伤害着公众，间接传递着歧视。因为，这种划分已经预先把人看成是不平等的群体。
　　有人会谴责作出区别对待的施工方，他们为何就不能一视同仁，对见义勇为者作出同等赔偿？施工方可以如公众期待的那样做，但施工方也可以将问题推给制度安排。他们可以找出相关规定，指出赔偿金的核算是以户籍身份为基础的。尽管，这种规定呈现出一定的滞后性和不合理性，这种规定在客观制造“同命不同价”的尴尬，但是施工方毕竟能够找到这样的理由，这可以让他们获得解释的话语权和主动权。此时，施工方怎么做就似乎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道德问题。
　　也有人期待社会可以对见义勇为者作出兜底性的奖励——不问其身份和户籍，给予同样的奖励。如果可以做到这一点，至少人们还可以感受到来自社会的温暖和公平。问题是，我们对生而平等的观念有没有贯彻到具体工作中。
　　既然不同户籍其价值是不同的，那么户籍在不同领域就会有不同价格。这种价格差异，甚至体现在个人从生到死的全部过程。所谓“同命不同价”，不过是户籍差异在赔偿金上的体现。即便，没有这种极端体现，户籍的差异还是普遍存在。这才是“同命不同价”的现实根源。遗憾的是，人们因为其普遍存在，可能已经漠视或默认。
　　因此，要想真正消除“同命不同价”的尴尬，就必须看到造成这种尴尬的深层成因，从户籍改革出发，剥离户籍所承载的福利和待遇，让户籍回归到身份证明的属性，而不再是权利的载体和象征。概括地说，就是摆脱现有户籍束缚，实现权利的均等化。如果户籍不再有价值上的差异，那么即使人们想要歧视农村人也无法歧视——农村人的待遇和城市人是相同的。可喜的是，户籍改革正在加速，城乡一体化建设初见成效，当户籍差异逐渐抹平时，“同命不同价”的闹剧也将不复存在。
　　5. 正视提高卷烟消费税的程序瑕疵
　　张　燕
　　5月7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发出了《关于调整卷烟消费税的通知》(财税〔2015〕60号)，将“卷烟批发环节从价税税率由5%提高至11%，并按0.005元/支加征从量税”。律师韩甫政致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要求撤销“60号文”。他认为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在《立法法》修改实施后，还以原通知的形式来调整《立法法》所明确规定的“税率”，此种行政行为不符合《立法法》等法律规定。（5月24日《中国经营报》）
　　此次提高卷烟消费环节税，虽然有多重考虑，但确实也有控烟价值。正如很多控烟人士所言，长达6年我们都没有上调过卷烟的消费环节税，上调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如此，一些相对激烈的看法甚至认为，即便是上调过后的卷烟消费环节税依旧很低，应该上调更多。唯有如此，才能从经济角度逼迫部分烟民选择戒烟。正是因此，和以往其他行业增税受到大量的批评不同，不少公众对此次增加卷烟消费税是支持的。
　　但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颁布实施。该法第八条明确了税收法定原则，即税种的设立、税率的确定和税收征收管理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制定法律。因此，我们在提高任何税收，包括卷烟消费环节税时要有理有据，程序上应经得起检验。白居易诗《重赋》曰：“国家定两税，本意在爱人。厥初妨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从这个角度来说，韩甫政律师的质疑是有道理的。
　　通过提税控烟是个办法，也是必要的，但一码归一码，调税要经得起考验，法律程序上要兑现税收法定原则。不否认，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有个过程，但既然这在法治国家是个基本常识，我们立法确定这个目标就应该尽量遵守。特别是，如果在立法法修正案未颁布之前，相关部门以通知方式宣布提税，还可以理解。如今，继续这样简单粗暴提税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对于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而言，作为行政部门，应该带头守法、执法，而不能带头违法。特别是涉及到增税这样的财政收入问题，如果继续任凭相关部门自己就可以说了算，我们离完善现代财税制度的距离就越来越远。不难理解，过去，因为改革开放的需要，1980年代，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或条例，政府法律上的征税权由此获得。正是这样的背景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进而获得了较大的征税权限。
　　应该说，把部分税收法定的权限下放给国务院就已经在程序上不够规范了，如果今天国务院还继续将征税权限再下放给相关部委，就实在不合适。正如法律人士所言，即便我们要提高卷烟消费税，也应该以修订《消费税暂行条例》的方式，或者由国务院直接发布消费税调整决议来调整消费税。
　　当下，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的条件已经成熟。政府税收今非昔比，现行征收的赋税占GDP的比重也很大，另外法治观念等基础条件已经成熟，税收法定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税收原则，具备牢固的共识。也正是因此，才有律师对此次卷烟消费税的提高程序提出质疑，而假如在过去，这样提税完全不会引起风波。民智已醒，落实税收法定原则时机恰好，以此次卷烟消费税调整程序瑕疵为契机，正视这个问题，拿出决心，真正转变观念、知错就改，按照法治的思维和方式来新增税、调税，税收法定原则就能早日实现，现代财税国家也能早建成。
　　6. 读武大被骗，拿什么拯救不设防的心？
　　陈广江
　　90后学生交15万元“就读”武汉大学4年，毕业时竟发现自己没有学籍。5月22日，当事学生坦陈曾发现自己与其他同学有所不同，“老师从不点我们6个人的名字，这是我最疑惑的地方。但我们又一次次相信了‘辅导员’”。武大回应称：这是一起盗用武大名义进行的招生诈骗事件，将配合警方调查。目前，3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诈骗已被刑事拘留，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5月24日《京华时报》）
　　俗话说，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骗得了一人，骗不了所有人。因为再精美的骗局也有很多漏洞，不可能轻易成功。这正是“读武大被骗4年”一案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法律能惩治犯罪，赃款也可以追缴，但被耽搁的四年光阴何以弥补，又该拿什么来拯救毫不设防的心灵？
　　大学4年，上课从未被点名，作业不用交，考试单独进行，宿舍特别安排……这种假得不能再假的伎俩，却把20多个孩子骗得一塌糊涂，直到毕业才发现没有学籍，现实就是这么荒诞。骗子可恶可恨，校方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这起奇葩骗局之所以得逞，学生及其家长一片空白的“防骗心”才是关键原因。
　　熟人介绍，特殊途径，交15万就读武大，而且上大学无非就是花钱买文凭，这就是学生及其家长深信不疑的“死理”。很多时候，“特权思维”也好，“潜规则”意识也罢，往往在民间根深蒂固。这是“权力滥用”留下的后遗症，也是社会的精神毒瘤，亟待根除，但并非易事，“野鸡大学”的屡打不绝也是证明。
　　这起招生诈骗案再次把不健康的求学心态以及畸形的“学历崇拜病”暴露得一览无余，让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事实也再次证明，不管钱多钱少，一旦内心被不正当的欲望占据，这个人就往往显得非常“傻”，甚至到了丧失正常心智的地步。这个时候，骗子们的心里已乐开了花。
　　当前社会，各个领域的诈骗案层出不穷，甚至挡都挡不住。不难发现，几乎每一个被骗者都有着不正当或非理性的诉求。有心理调查显示，人的欲望和智商呈此消彼长之势。如果说要拯救这些不设防的心灵的话，就先从减少那些不正当、不健康、不理性的欲望开始吧。
　　7. 问题是“价格信不过”又如何？
　　邓海建
　　5月25日，国家旅游局公布了首批“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名单，1801家旅游景区成为首批“信得过”景区。根据名单，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苏州园林（拙政园、虎丘山风景区、留园）、千岛湖、华山、塔尔寺、天池等5A级景区榜上有名。（5月25日国际在线）
　　旅游主管部门关注景区价格，起码对散卖的门票或天价的饭菜，有了程序上的监督。或不至于一到节假日，井喷的价格问题总成了吐槽大会的主角。据说2015年3月，国家旅游局在全国景区行业启动开展了为期三年的创建“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活动，对参与创建的景区订立“君子条约”。
　　当然，按照价格法的要求来说，信得过或者信不过，只要有法律在兜底，总不至于妖风四起。但仔细打量一下，这个“全国旅游价格信得过景区”的评选，还是有些值得说道的地方：比如根据名单，北京包括故宫、颐和园等在内的7个5A级景区全部落选，全国总共有100多家5A级景区未入选。换言之，起码按照眼下的标准，这些著名景区价格多是“信不过”的。只是，他们到底是自己选择不参与PK，还是PK之后落下马来？按理说，应该有个备注、有个交代。其实在消费者看来，公布“信得过”，不是最要紧的；把“信不过”的牵出来溜溜，更能有的放矢，更有实操价值。
　　很多自然景区，属于公共资源，带有不可复制的垄断性质——如果价格上“信不过”，结果也只是少挂了个牌子而已，那么，对它们在旅游市场上的地位与利益，有什么影响呢？这个问题问得再直接一点：价格信不过，又能如何？比如游客去买票，估计没有人能在浩如烟海的各种牌牌中，看看是不是有“价格信得过”这块。就算没这个牌子，既来之、则买票，还有别的选择？
　　4月底，国家旅游局公布了专项整治调查结果，全国有44家Ａ级景区被摘牌；代表我国旅游景区最高荣誉的5Ａ级景区中，著名的五台山、夫子庙、千岛湖、华山景区等被警告。舆论点赞的同时，也表达了某种遗憾：譬如为什么这些景区上了“黑名单”，欠奉一个情况说明。同样，这次的“信得过”景区公布了，而那些“信不过”的景区，究竟是哪些细节让人“信不过”，也成了万众猜谜的谜面。那么，相关部门是不是应该出来解释一下，尤其是类似故宫等著名景区，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而“价格信不过”呢？
　　价格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要么违规、要么违法。因此，“信不过”就该有后续责罚，而不是不发糖果、不予表扬了事。
　　8.信访办公室挂截访地图的背后
　　叶祝颐
　　在南方某县信访局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居然不是当地的区划图，而是详尽的北京市区图，上边还画着许多红圈。问及原因，那位领导同志也十分坦诚：“每年赴京‘截访’的任务很重，不熟悉地理环境不行啊。”至于画圈之处，基本都是需要“重点掌握”的区域。（5月2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国家信访条例》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应当畅通信访渠道，为信访人反映情况，提出建议、意见或者投诉请求提供便利条件”。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县信访局长不是想着如何给上访人提供便利条件，办公室挂的不是本地地图，也不是中国地图、世界地图，而是一幅详尽的北京地图，把上访人可能去的地方以红圈标记，以利于赴京截访。本该积极接访上访人的信访局长竟然整天为截访操心，如是信访图景显然不正常。
　　近日，国家信访局副局长张恩玺在做客中国政府网时也表示，不能简单把信访与维稳等同起来，更不能把上访人员当作“维稳对象”，这是与法规规定相悖的。上访本是公民的合法权益，任何部门、任何人都无权剥夺。但是，普通民众上访渠道并不通畅。在现实信访生态中，不少地方“接访”热情不高，“截访”潜规则盛行。进京上访更是不少地方的大忌。南方某县信访局长办公室挂“截访地图”，把上访人当成假想敌，就是佐证。除了对上访人围追堵截以外，把上访人送进学习班，送往精神病院，追究上访人敲诈勒索罪的例子也比比皆是。
　　在改革发展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随之显现出来，广大群众参与改革和发展成果分配的热情高涨，民主意识、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群众来信来访正是权利、民主意识增强的体现。信访工作在充分发扬民主，体察民情，保持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保护信访人合法权益方面应该发挥积极作用，做好信访工作更是和谐社会建设的一块试金石。
　　不止一个官员表示，“八成以上的上访者是有道理的。”种种事实表明，除了少数上访人无理取闹、不明真相外，大多数上访人都是在有理无处说，疑难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才会想到上访。试想：如果民意渠道畅通，当地信访部门认真体察社情民意。群众何苦“信访不信法”、越级上访？
　　如果相关部门对上访民众敷衍塞责，围追堵截。民众表达诉求的最后一根稻草被掐断，他们还能到哪里申诉？这不但是对信访制度的讽刺，更会让问题越积越多、矛盾越积越深。民众信访渠道不畅通，除了一些地方政府法律意识淡薄，对自身职责认识不清外，更多的是有人心虚，工作没有做好，群众意见大。基层信访根本不能解决问题，又害怕群众越级上访揭了老底。
　　信访虽不是解决群众诉求的根本路径，越级上访也不可取，但是在当前的体制语境下，尊重群众信访权利，既是检验政府以民为本深度的重要标尺，也是维护社会正义的重要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