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甘岭到小木岭（放歌６０年）
徐贵祥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5日   03 版）
　　是谁最先发现了这个可以藏身逃命的地方，已经无法考证了，也许是不约而同吧。地震后短短3天，在小木岭发电站的引水涵洞里已经聚集了700余人。可是很快他们就陷入新的绝望，随着余震不断，老天爷把通道退路全部齐刷刷斩断，700多人拥挤在涵洞里，犹如蹲进了水牢。有几个头面人物四处探路，全都无功而返。
　　这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小木岭这块山坡成了一座孤岛，700多人坐以待毙。
　　到了这个时候，出路似乎只有一条，那就是等死。一位老大娘痛心疾首，一直后悔不该走上这条路，地震那天她都已经爬到雪山的半山腰了，就算是冻死在雪山，也比挤在这里要安静得多。一位被砸断双腿的中年男子气息奄奄地对妻子说，你已经背了我这么多天了，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假如有一线生还的希望，你就逃生吧，再也不要管我了，再背着我，你也活不成。妻子说，要死一起死，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不能把你撇下。一天，两天……五天过去了，小木岭上每天都面临着生离死别的危险。
　　希望之光一天天黯淡下去，直到有一天，出现了一个意外。
　　５月１８日上午，一个在洞口观察的妇女，发现引水洞洞口下方出现了异常，起先只是一个黑点，在云雾中晃动并且逐渐地放大，很快就有十几个人挤在洞口，一个人嘀咕，那是谁？另一个声音不假思索地回答，还能有谁？一定是解放军！
　　解放军来救我们了！这个爆炸性的喜讯迅速传遍了涵洞。尽管只出现了一个解放军，也还是天大的喜讯，一个人的背后一定有一支部队，对此人们深信不疑。
　　小木岭上的人们是幸运的，确实，来人是解放军；这支部队还当真是空降兵；他们最幸运的还是，前往营救他们的，是一支在当年抗美援朝战争中打出赫赫声威的英雄部队。
　　早在５月１５日，黄继光生前所在的某部团长孙向东就接到报告，地震发生之后，尚有几千群众被困在深山，孙团长派出两路人马，一路由政治处主任曲凡东率领，沿水路进发，侦察前进道路；另一路由上甘岭特功八连十几名党员骨干组成，突击进入黑木岩，果然搜寻到一名逃生群众，报告小木岭水库上方的涵洞里有大股被困群众，小木岭发电厂背后有一条引水渠道，可能就是通向涵洞的惟一通道。
　　孙团长当即组织突击队，由作训股长吴雪冰带领５名战士先期抵近小木岭，可是抵近之后才发现，情况比他们想象的还要糟糕，从山脚到涵洞，高差约５００米，坡度约６５度，山路全被震塌。整个山坡，就像一堆蓬松乱石，一触即垮，踏上去就是死亡陷阱。幸好还有一块长不到３０米的混凝土石壁，这大约是过去用来固定山体的，然而石壁上光溜溜没有依托，只有一些零星散布的钢筋头，最短的仅３厘米。这些钢筋头，奠定了700多受困群众得救的基础。
　　第一个上去的是七连班长刘彬。刘彬是四川人，仗着在山里长大，动作轻巧，背着捆绑绳，开始了短暂却又漫长的攀登。
　　在攀登的过程中，一块石头砸到刘彬手背上，他心里一惊，把脑袋紧紧贴在石壁上，试图躲过可能随后而来的更大的打击，幸亏没有大面积的泥石流。刘彬说，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一块石头下来，你就完了。我攀爬的时候，幸亏没有余震，哪怕小小的余震，也会引起泥石流，那我今天肯定不能坐在这里了。
　　是的，危难之中，容不得他多想，就像他的前辈军人，当年黄继光纵身扑向敌人的机枪眼，那也是一个没有选择的选择。假如他粉身碎骨了，其英勇程度和献身精神，同黄继光应该是一脉相承的，不同的仅仅是方式。刘彬经历了多少艰难坎坷，不用细说了。他最终爬上了洞口，并且用捆绑绳把战友拖了上来，那副用废弃电缆和木棍捆绑的、９５米长的软梯也随后架设成功。这就是小木岭大营救的“生命天路”。
　　解放军来了，就像一剂强心针，霎时就把昏沉的人群激活了，就连那些等死的人也不再等了，争先恐后涌向洞口，终于演变成吵闹、厮打、冲撞。大家都想尽快逃生啊，那样的迫不及待，又是那样的不顾一切。负责维持秩序的战士秦钱和殷金良几次被人流冲倒，秦钱还被咬了一口。新的悲剧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一旦群众涌向洞口，挤出涵洞，等待他们的仍然是深不见底的峡谷，后果不堪设想。吴雪冰当机立断，指挥仅有的5名战士，首先封锁洞口，对山顶小路实施警戒。
　　吴雪冰抓住短暂的安静，给群众做动员。吴雪冰说，乡亲们，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把所有的人全部救出去，因为我们是黄继光的部队，我们是上甘岭特功八连，只要还有一位乡亲没有救出，我们就绝不下山。吴雪冰的话很简短，但是效果明显。上甘岭，黄继光，这都是家喻户晓的名字，上甘岭黄继光的部队，那还有错吗？大家相信黄继光，也相信他的传人。
　　经过一番努力，群众被组织起来了，按照先伤员、老人、妇女儿童的原则，开始下山。吴雪冰对仅有的６人重新分工，他和刘彬扼守涵洞至洞口之间的通道，一个一个放人，秦钱和殷金良为群众捆绑保护绳，杨万忠在山下接应，老弱病残者则亲自背送。战斗从５月１８日上午开始，至２０日傍晚，历时３天２夜。据刘彬回忆，战士李华南至少背了200人。当第７５６名被困群众身上的绳索被杨万忠解开之后，这个还算强壮的汉子，扑通一下跪在地上，半天没有起来。
　　参与指挥小木岭营救的黄继光生前所在团政治处主任曲凡东以后用深情的笔调记叙了大营救最后一个片段——
　　直到14时左右，已经从山上下来740多人，还是没有她的丈夫，她泪已流干，已经不抱希望了。14时20分，又下来一批人，听说这是最后一批了。她慢慢地坐起来，远远地无神地看着。这时，人群后面冲出来一个蓬头垢面的男人，她眼睛一亮，风一样的跑了过去，两人抱头痛哭。那情景叫我今生难忘，眼泪一下子模糊了我的双眼……
　　被泪水模糊了双眼的还有我们的战士。他们拖着疲惫的身躯，默默地看着这一幕人间悲喜，内心涌动着巨大的温馨。57年前，他们的前辈黄继光在朝鲜战场惊天地、泣鬼神；在新中国成立近60年的今天，他们作为继承者，仍然不辱使命。他们在小木岭上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置自己生死于不顾，他们的行为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祖国和人民需要，他们中间仍然会站出无数个黄继光。
在这里，看到不同的鲁迅（书里书外）
本报记者 董 阳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6日   04 版）
 
 
 
 

　　从上至下：鲁迅致赵家璧的信；鲁迅为自己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设计的封面；鲁迅为《心的探险》设计的封面；现存惟一鲁迅手刻的印章。

 
　　走进《鲁迅的艺术世界》，透过一幅幅画作、书法、篆刻、书籍封面装帧、徽标设计及收藏的碑帖、邮品，我们看到一个颇为艺术、如此不同的鲁迅，那一张张精美的信笺，亲自设计的书籍封面，仿佛留有他的温度，影影绰绰显出一张可爱的面庞，那分明是一个顽童，忘我的，在海滩上玩赏一枚枚拾到的心爱贝壳。
　　在1936年的《死》中，鲁迅留下遗嘱，希望后代切不可做空头评论家或美术家；他还曾表示，“关于绘画，我本来是外行，理论和派别之类，知道是知道一点的，到这并不足以除去外行的徽号，因为所知道的并不多。”
　　然而鲁迅对美术的热爱，却是源自孩童天性，这种热爱在他的文字中有过多次流露。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鲁迅写到：“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绘图本《山海经》也曾经让少年的鲁迅时常惦念。当保姆阿长送给他一包有画儿的“三哼经”时，鲁迅回忆说“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谋害隐鼠的怨恨，从此完全消灭了。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
　　那些美好的回忆深深地烙在鲁迅的心头，像闪光的露珠散落于清晨的片片花瓣。少时的经验往往影响人的一生，后来鲁迅集藏了大量汉画像石刻拓本，曾手摹《秦汉瓦当文字》一卷，印过大册的珂勒惠支画册，他还支持新生的中国青年木刻家，不遗余力……
　　是的，鲁迅并不是美术家，但谁能说鲁迅与美术没有一种更为亲密的关系？
　　1929年5月鲁迅北上探亲期间，适逢许广平怀孕待产，这是两人自3年以来第一次分别，鲁迅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所用信笺两张，一张是许广平喜食的琵琶，一张为寓意孕育其子的莲蓬，许广平后来在回信中说：“那两张纸必不是随意选择的。”
　　素雅的笺纸，隽永的笔迹，别有寓意的图案，显现了一个为人夫者的温情眷恋，一个人间鲁迅的亲切面庞。或许，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嬉笑怒骂”，而在《鲁迅的艺术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爱，对艺术的爱，对生活的爱，对亲人朋友和万千青年的爱。
　　在《二十四孝图》中，鲁迅说：“每看见小学生欢天喜地地看着一本粗拙的《儿童世界》之类，另想到别国儿童用书的精美，自然要觉得中国儿童的可怜。”也许正因为这一点，鲁迅十分经心美术教育。
　　1913年，任职教育部佥事的鲁迅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发表了《拟播布美术意见书》，集中阐述了他对美术教育的观点。
　　他指出“美术之用”在于“表见文化”、“辅翼道德”和“救援经济”，尤其在“救援经济”一条，鲁迅的见解可说是超越时代的，他以为“品物材质，诸国所同，其差异者，独在造作……故徒言崇尚国货者末，而发挥美术，实其本根。”这与我们今天“创意文化产业”的要义是毫无二致的。尽管鲁迅早已深谙“美术之用”，但对于美术教育，却并不“沾沾于用”，他以为，美术的真谛在于发扬真美，以娱人情，而美术的“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因此他主张将美术“传诸人间，使与国人耳目接，以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更以冀美术家之出世也”。 
　　在今天听来，鲁迅这番话仍有不寻常的意义，即“见利致用”并非美术教育的初衷，“沾沾于用”以及师长过高的期许往往破坏了孩童本性中的爱。对于美术启蒙者而言，其目的并非要人人都成为美术家，他们的第一要务是“发美术之真谛，起国人之美感”，从而有益于修养，有益于人生。而这一点，鲁迅不正是最好的例子？
　　黄裳在序中说“他在美术园地的辛勤耕耘与他在《自由谈》上写战斗杂文，几乎是‘双峰并峙’的同样的战斗工作。”在《鲁迅的艺术世界》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如此不同的鲁迅。 
阅读可以很个性（读书管见）
孙小宁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6日   04 版）
　　越来越认为，阅读可以很个性。年轻人可以扎堆地看郭敬明，中年以上有人还凑堆儿读书，不免有些尴尬。所以，我对各种看起来不算流俗的“国学读书会”、读经会也颇多抵触，别人拉我入伙，我总是挑剔地问：和谁读啊？同样，我不认为，各大书店的图书销量排行榜，能反映阅读的真实。恰恰相反，这是阅读非理性的显示。这种数据给没创意的书商做选题参考可行，让书媒记者借此总结时下的阅读潮流也可行。但，都还与个人的阅读无关。说到底，阅读是文化私生活，你家的厨房不可能炒出和别家同样的菜，同理，你的阅读需求怎么可能恰恰就和排行榜上的书吻合呢？有些人不迷排行榜，但迷一些专家列的必读书单，这也大可不必。年轻时听人劝吃饱饭，权当给生命补充ABCD，但若一直跟着别人走，那不用说，思想也会像浮萍一样没个定处。
　　以心探求，我们往往会找到最切合自己的书。甚至一本不起眼的书，也会在某时某地，起到适时的功效。我身边就有例子存在。当年生病时一位主治大夫，后来我们成为朋友。他从海外归来，专业一级棒。棒是说，你找他看病，他不仅会开出恰切的药方，而且会给你讲出病的治愈原理。如此对病人的耐心，已是时下罕见，所以我格外珍视与他的友谊，有时会把家中的闲书递他，只说未必都有用，拣有用的看。没想到有一年岁末，他发来长长的短信，郑重地向我道谢。他说其中有一本书，来得非常及时，因为有一段他其实焦虑不堪，几近崩溃边缘。是这本书点醒并拯救了他。坦率说，如果不是他说出书名，那本书我几乎想它不起（否则它也不可能被我列为闲书）。另外以我对他专业知识的判断，我也不认为这本书一定能入他的眼。但我尊重他的感受。阿巴斯的电影《樱桃的滋味》中，是一枚樱桃，救了一个处在崩溃边缘的人，谁又能说这枚樱桃此时不是光芒四射呢？这也可能是许多我们看来微不足道的书存在的理由。
　　相反，一些公认伟大的书，如果我们生命中内在的感应器没有形成，那么即使理性地知道它好，也可能是油盐不进。真要有所感应，会有阅读的迷狂，我是亲眼见过的。一位作家朋友，小说写得不错，但并不像别的作家那样博览群书。相反，他只读少量作家的书。我曾多次注意到他的包里有一本早年间出版的博尔赫斯小说集，书页都卷边了，里面勾勾划划，还在一遍遍读。我说，博尔赫斯有新版的，你还不换一本。他说，新的在书店翻过，没买，还是这个版本译得好。我形容他的阅读是一种吸血鬼式的迷狂。因为热爱，便仿佛要敲骨吸髓，狠是狠了点儿，但我相信，九泉之下的那位作家有知，也会颇感欣慰。
　　还有一些书的价值与魅力，只在特定的时空才得以彰显。对我，《藏地牛皮书》就是一例。没去西藏前，我只认为它作为书，设计用纸及编排上有创意。但是真和朋友到了拉萨，朋友又因高原反应第二天就返回，孤独无助间，《藏地牛皮书》的神奇就显现了。我在这陌生之地碰到的一个个细小难题，竟然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由此，开始理解，世界上为什么会存在类似LP这样的旅游书，被“驴友”奉为在路上的《圣经》。
　　生命的年轮一点点在扩大，生命的内部也会随之生长出许多困惑与渴求，而这些，恰是我们最好的读书感应器。所以我说，内在的阅读需求永远是第一位的。只要基于内在的愿望，其实是读无定法的。有人开卷有益，有人非经典不读，都无所谓高下，高下只在于，见地是不是增长了，生命是不是得到滋养与提升。
　　阅读是一件私人的事儿，不是非经典不读焉，但也不是任性胡来，捡着无聊当有趣混一辈子。读什么，怎样读，都可以很个性。至于你问我，什么是我个人欣赏的阅读方式？嘿嘿，不瞒你说，我羡慕那种吸血鬼式的迷狂而专注，可以把热爱的书中文字，化成生命的养分。 
女人的美丽经（金台随感）
乔 叶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7日   04 版）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人更甚。无论是十八还是八十，都视美为第一要义。我生在乡村，长在乡村，是个地地道道的柴禾妞儿，长得也比较“恐龙”，但这也不妨碍我打小就爱臭美：用烧地锅烧出的细柴棒涂眉毛；把白面当香粉往脸蛋儿上搽；用烧火钳使劲夹住头发，想把头发烫成弯弯的卷儿；指甲花开的时候深夜不睡，缠着奶奶精精腻腻地给我染指甲……
　　奶奶那代人为生计奔波，顾不上讲究。看着奶奶被施行过那个时代所有女子都逃不掉的最流行的整形术——缠脚,长大后自然便明白了：奶奶的美丽经其实就是吃饱穿暖让身体康健，是最可怜最基础也最底线的美丽经。
　　和奶奶相比，妈妈的美丽经似乎有东西可读了。因为是村小的老师，她的穿戴多少比一般的村妇要讲究些。有两件她年轻时候的压箱底儿衣服似可为证。一件是列宁装：大翻领，双排扣，双襟，中下方带一个暗斜口袋。妈妈说这是她和爸爸结婚时的新娘礼服。还有一件是连衣裙，妈妈说那时候叫布拉吉，是当时最时髦的衣服。其实款式真是再平常不过了：白底儿红花，短袖，圆领，裙腰处压几道随意的褶皱，一道平直简单的腰带……妈妈说：这件衣服是她去县上开会时县城的一个女老师送给她的，可怜的妈妈因为不好意思，从来就没有穿过一次。
　　等到我师范学校毕业的时候，我开始有了海鸥洗发膏、蜂花护发素、“美加净”银耳珍珠霜，“郁美净”面霜……以工资为地基，美丽工程从此正式开建。以后的日子里，给美丽投资就成了习惯。化妆品的名目越来越多，分工也越来越细，看到新产品入市广告，听到朋友推荐什么牌子，就都想去试试。后来自己在家摆弄还嫌不够，又走进了更专业的美丽工厂——美容院，办了一张美容卡，定期去做美容，仅是做头发一项就赶过所有的时髦。其它项目的新名堂也常常会大着胆子去实验一下：修眉，美甲，嫩肤，手部特护……甚至还小小地整过一把容：在省人民医院美容科做了双眼皮手术。每到换季，必定要为化妆台上某种必需的添置而伤神，被减肥、美白、补水等细节问题困扰，纠缠着所有女孩子因为美而衍生的甜蜜的烦恼和欢乐的忧愁。至于衣服，在超越了蝙蝠衫、牛仔裤、幸子衫、喇叭裤、棒针衫、健美裤等排山倒海般的全民跟风潮之后，眼下我最怕的就是在饭局上和别的美女“撞衫”。那多不个性啊。  
　　对于我的一切折腾，妈妈和奶奶除了惊叹就是批评：“真是吃饱了撑的！”“吃饱了就容易撑着，怕撑着了就得折腾。”我嬉皮笑脸地顶嘴，“谁叫咱吃饱了呢？别眼红，我知道你们年轻时没赶上，有点儿亏，我呀，一定替你们多折腾出两份儿来。”
　　这看似玩笑的话，我却无比清楚它在骨子里的真诚。有奶奶和妈妈映照作比，我无数次默默地庆幸自己能够如此尽情地享受于这个精彩的时代。愚钝的我对于一个事实始终心如明镜：大河无水小河干，大河水丰小河满。所有个人的小美之欢，皆源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大美之怀。
家乡“四大件”
王金昌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7日   04 版）
　　我的老家是成安县农村。成安地处晋、冀、鲁、豫接壤地带,西依太行山，南靠古漳河,素有“棉海、粮仓”之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老一辈革命家都曾亲临成安视察棉花、粮食生产。
　　我1972年中学毕业后，回到老家成安县农村教书。当时有个县城里的姑娘要嫁到我们村，彩礼要的是“四大件”，即：蹬蹬（缝纫机）、转转（自行车）、听听（收音机）、看看（手表）。这件事震动了全村。从此，农民们期盼家里备齐“四大件”。
　　在这四大件中唯一能多人共享的是收音机。谁家有台收音机，那就成了半条街的宝贝。我记得，离学校不远的一家有台交流电收音机，晚饭后，一听说有什么好节目，院里挤满了人，院子的墙头上、院墙外的树上爬满了孩子。到1975年我上大学，离开家乡时，全村500余户人家拥有四大件的也就二三家，那还是家里有人在外边挣活钱的家庭。
　　改革开放后的1982年，我从北京回乡探家，家乡变了！就连当时在村里最穷的一家也都有了“四大件”。
　　时光又过了十多年，1998年，我再次回到家乡，这四大件可不是当年的“四大件”了：“蹬蹬”是摩托车、“转转”是汽（卡）车、“听听”是音响、“看看”变成电视了。
　　又过10年，到了2008年，再回老家时，汽车一直开到了我的家门口。农村的土路变成柏油路，土砖瓦房变成钢筋水泥楼房，喝上了自来水，家里还装上了电话。
　　我问了解放时就做村干部的一位老党员，解放60年家乡的变化。他讲，当初共产党给咱农民的承诺是：“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楼上楼下，电灯电话。”那时，跟听共产主义实现差不多，觉的远的看不到影儿，现在都早已实现了。解放初期的50年代说的取消 “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的所谓三大差别。眼下看，缩小这种差别步伐也都加快了。你看，农村人去城里打工，城里人到农村承包土地，农民的收入在提高。这不都是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在缩小吗？
　　我王姓家族里，一位走村串乡说评书的叔辈给我讲，咱们家乡今天是：打油打醋不带瓶，看影视不上戏楼，通信通话不用邮，四角号码置脑后。
　　我惊叹家乡变了，农村变了，农民的生活方式变了。
火车开进野三关
叶 梅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7日   04 版）
　　野三关是鄂西崇山峻岭中的一道关隘。
　　鄂西这一带位于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的交汇之处，方圆数百里山峦叠嶂，云遮雾罩。但千百年来，远道的客商常会对野三关望路兴叹，转而取道长江水路绕行数日，或冒着性命的危险硬闯过去。抗战时期，日本侵略军试图进攻西南，正是鄂西耸入云霄的大山阻隔了他们的装甲车，使之大败于宜昌附近的石牌岭，未能向重庆靠近。
　　1949年底，我父亲和他的战友们脚上打满了血泡，一路步行朝着野三关而来。父亲是山东人，家乡守着黄河和华北平原，崎岖陡峭的山路让这些平原的汉子望而生畏，可野三关的枪声催促着他们加快脚步……
　　野三关的穷人一直过的是苦日子，“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吃的是洋芋果，披的是蓑衣壳。辣椒当盐，合渣过年”。
　　我父亲南下之后的10年间都没能回到老家，那里有他年迈的双亲，一大家子人对他的归来望穿双眼，然而他就是没能回去。除了事务的繁忙，我想与道路的艰险肯定有关。野三关属巴东县，“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父亲去巫峡边的县城开会办事，最好的办法只有骑马。一开始他觉得这南方的马个头小，没有北方的高头大马过瘾，但野三关的山道最宽不过三尺，逼仄处人还得侧着身子，只有这小马一步步踩在石窝里通过。
　　总之，野三关及鄂西的路与山里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这话千真万确。随后的几十年，野三关与山外的距离在逐渐缩短，上个世纪的50年代，野三关终于有了一条通往县城巴东的公路，再后来有了国道，这下可直接从恩施到武汉，途经野三关，夜宿宜昌附近的红花套，次日黄昏或再晚些万家灯火之时到达汉阳十里铺。1983年前后，我去武汉上学也是走的这道，为了赶时间，好几次坐的是夜班车。从野三关经过时，黑黢黢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但司机会停下来撒泡尿，大声叫着路旁小店的主人：“加水哟！”车上的人这时大都在昏睡之中，我偶尔会从睡梦中惊醒，一问到了野三关，就会打心里一热。
　　10年前，我和一批朋友从武汉去恩施，当晚宿在野三关。镇上的小宾馆已具规模，悬挂着式样别致的吊灯，服务员是当地的妹子，也说着乡音十足的普通话，当地人叫“彩普”。水泥街面上摆满了小摊，到了夜间还在做生意。明亮的街灯下，人们在放开喉咙地讨价还价，旁边是震耳欲聋的歌舞厅，闪着一排排暗红暗绿的颜色，不时有男人女人傍着肩嬉笑着进进出出。
　　有人说：“这地方山清水秀的，真适合居住。”但又接着叹息，可惜就是交通不便。那时我们都没想到，几年之后奇迹展现，鄂西人百年梦想的“宜万铁路”在一个春风拂袖的日子开工了。
　　然而这条从宜昌经野三关直奔恩施，抵达渝东万州的铁路是如此艰难，复杂的武陵山腹地属喀斯特地貌，岩溶地质发育强烈，青山绿水下密布溶洞暗河，地质断层连绵不绝，是我国最难建的一条铁路。
　　宜万铁路的施工单位都是国内一流的队伍，有的刚从青藏高原的铁路线上光荣转战而来，他们用了整整6年的时间，终于在2009年6月30日有了结果：东风9490号火车头拉着长长的汽笛声稳稳地停在新铺就的铁轨上，随着第一辆火车头的到来，宜万铁路铺轨进入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巴东县野三关。当地土家族苗族同胞身穿节日盛装，敲起喜庆的锣鼓，跳起欢快的摆手舞，共同欢庆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宜万铁路是我国“八纵八横”铁路网主骨架之一，是沪汉蓉快速通道的重要路段。明年全线开通后，中国西部和东部将直线牵手，成都到上海只需12个小时，重庆到上海10个小时。而从恩施出发，到武汉和重庆都只需3个多小时。
　　其实，近30多年来，火车不仅开进了天险之地野三关，全国各地铁路建设都在突飞猛进。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挑战极限，攻克了多年冻土、高寒缺氧、生态脆弱等难题，建成了世界一流高原铁路。铁道部有关人士告诉我，至2008年，中国铁路营运旅程已达8万公里，旅客发送量达14亿人次，货物发送量达33亿吨。“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投入2万亿巨资，使铁路建设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 
　　如今，我的家就住在北京西站南广场附近的广安门。那天，我妈坐在家里看电视，一下就看到了火车开进野三关，她霍地站起来说：“啊，野三关离西站不远了！”
风在诉说着“时候”
金翠华 《 人民日报 》（ 2009年10月7日   04 版）
　　大姑小我的婆母一岁，她却没能赶上今天的好时候。69年前，当我的姑父参加八路军，扛枪打日本鬼子时，无论是他还是我大姑，谁也没有勾画未来的生活蓝图。他们年轻的心里沸腾着爱国的热血，姑父拉着爱妻的手说：“三年两年，赶走鬼子我就回来，咱的好日子还在后头哩！”丈夫的允诺，成为她一生的期盼。
　　我的婆母今年93岁了，她说她“赶上了好时候”!这句话从一个93岁的老人嘴里说出，就有了历史的沉重。“时候”，在这里，不仅是指特定的某一时段，还包含了在这特定时间里，生命生存的现实空间和心理需求的精神空间。
　　我的婆母常常如数家珍一样讲述她经历过的许多“时候”：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她不得不把长辫在脑后盘成发髻，脸上涂上锅底的黑灰，穿着破旧的老人衣服，趴在村外东沟的荆条丛里，躲避着日本鬼子……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她在衣兜里突然发现了丈夫忘记带的良民证，她发疯似地跑到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