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谁都不争
和谁争我都不屑
我爱大自然
其次就是艺术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火萎了
我也准备走了
——杨绛翻译的英国诗人兰德的诗，也就是这位百岁老人心境的真实写照。
杨绛(1911.7.17－)
钱钟书夫人。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生于7月
1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员，现代作家、
评论家、翻译家，剧作家。剧本有《称心如意》《弄
真成假》《风絮》；小说有《倒影集》《洗澡》；
论集有《春泥集》《关于小说》；散文《将饮茶》
《干校六记》；译作有《1939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小癞子》《吉尔·布拉斯》《堂·吉诃德》等。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父亲：杨荫杭（1878－1945）（译载了卢梭的《民约论》、盂德斯鸠的《万法精理》、穆勒的《自由原论》、《代议政府》等资产阶级启蒙著作 ）
姑妈：杨荫榆 （1884－1938）（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女大学校长 ）
女儿钱瑗（1937－1997），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

我们不论在多么艰难的境地，从不停顿的是读书和工作，因为这也是我们的乐趣。——杨绛
在艰难忧患中最能依恃的品质是肯吃苦，因为艰苦孕育智慧。我的“向上志气”来自信仰，对文化的信仰，对人性的信赖。——杨绛
钱钟书(1910.11.21-1998.12.19)
现代著名学者、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
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
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绦结婚，
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
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
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被称为“新《儒林外史》”）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钱先生博学多能，兼通数国外语，学贯中西，在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两方面均做出了卓越成绩。
著作书目：《写在人生边上》(散文集)1941，开明。《人.兽.鬼》(短篇小说集)1946，开明。《围城》(长篇小说)1947，晨光。《谈艺录》(文论)1948，开明；补订本，1984，中华。《管锥篇》(1-4册，文论)1979，中华；增订本，1982，中华。七缀集》(文论集)1985，上海古籍。 
钱钟书被称为民国第一才子。女儿钱瑗是一门学科(英文文体学)的创立者。
《围城》里的一句关于婚姻的名言——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城外面的人想进去。
老王

一、整体感知

问1：这篇文章是杨绛先生在1984年写的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十几年过去了，重提往事时，她有什么样的感受？请找出来。

问2：在文中，作者写了老王哪几件事情？

送冰：送的冰比前任大一倍而冰价相等，愿意车费半价，始终没有看透或者想到要去算计好欺负的主顾。
送钱先生看病不要钱，体谅他们的困难。
为一个愿意坐他车的主顾装半寸高的边缘。
满怀诀别意味地去送鸡蛋和香油，却不会表达。
问3：通过这几件事，你对老王有怎样的印象，请拿出你的笔，用“老王是（ ）的人，表现在（ ）”的形式表达出来。

老王是个不幸的、苦命的人，表现在他瞎了一只眼，住在破落大院的塌败的小屋里。
老王是个孤独的人，表现在他没有老婆，没有孩子，精神孤独。
老王是个勤快、本分的人，表现在他每天跑上三楼给“我们”送冰，冰比别人大一倍而冰价相等。
老王是个善良的人，表现在他送“我”先生看病不收钱，在“我”非给不可的情况下才勉强收了钱。
老王是个懂得感恩的人，表现在他在临死前送鸡蛋和香油给“我”家。
二、重点分析

问1：作者是怎样刻画老王这一人物形象的？请结合文章具体语句，加以分析。

第8段
有一天，我在家听到打门，开门看见老王直僵僵地镶嵌在门框里。往常他坐在登三轮的座上，或抱着冰伛着身子进我家来，不显得那么高。也许他平时不那么瘦，也不那么直僵僵的。他面色死灰，两只眼上都结着一层翳，分不清哪一只瞎、哪一只不瞎。说得可笑些，他简直像棺材里倒出来的，就像我想象里的僵尸，骷髅上绷着一层枯黄的干皮，打上一棍就会散成一堆白骨。

第16段
那直僵僵的身体好像不能坐，稍一弯曲就会散成一堆骨头。
问2：杨绛的散文语言平淡质朴，但是平淡质朴却蕴含着深挚的情感，请选择几处加以赏析。

第2段
他靠着活命的只是一辆破旧的三轮车；有个哥哥死了，有两个侄儿“没出息”，此外就没什么亲人。

第4段
有一天傍晚，我们夫妇散步，经过一个荒僻的小胡同，看见一个破破落落的大院，里面有几间塌败的小屋；老王正蹬着他那辆三轮进大院去。后来我坐着老王的车和他闲聊的时候，问起那里是不是他的家。他说，住那儿多年了。

第13－15段
我谢了他的好香油，谢了他的大鸡蛋，然后转身进屋去。他赶忙止住我说：“我不是要钱。” ……站着等我。
三、文本探讨

问1：在文末，作者写道“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 ”那么，“幸运的人”和“不幸者”分别指谁？作者为什么要’愧怍”？

杨绛和钱钟书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有着文人的傲骨，就是有人把他们踩在脚下再踏上一脚（文革中，他们打成了“反动学术权威”，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他们依然还是立起高贵的灵魂！那是他们依然深爱着他们的写作和翻译，一句话：他们有信念在支撑！他们有精神的归宿。
而老王，在政治上，他是个单干户，没有单位；他没有“家”，那个破落的大院里的塌败的小屋只是他住的地方；他没有可以依靠的亲人！人们对待他的态度要么是冷淡，要么是嘲讽……只有杨绛一家对他很同情很关心。他
惺惺相惜地自然靠近了先生一家，是想寻求精神上的理解与支撑，而先生却忽略了老王的精神诉求，最终没有给他精神归宿的温暖。当老王送来鸡蛋和香油时，其实是捧着一颗心来，鸡蛋和香油负载的沉甸甸的情意，无论如何也不是用钱承担得起的！
杨绛对老王的同情也是一种俯视，二者是不平等的！那个社会，没有人把老王当成自己群体的人，他至死都没有在那个社会找到归宿！这就是他的不幸！但是，他作为如此不幸的人，却在生命的最后时期不忘报答杨绛夫妇，这是人性中何等伟大的美！这是一种从社会底层散发出的耀眼的光芒！作者经过几年的思考体会，逐渐明白了，所以她感到愧怍！
作者的反省恰恰又体现了其品质的伟大：敢于解剖自己，反省过去。“眼因流多泪水而愈益清明，心因饱经忧患而愈益温厚”。作者的行为令人敬佩，但是哪些需要反省的人呢？
问2：文章结尾，作者原文是：“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多吃多占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后修改为：“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请体会修改后的效果。
老王，显耀底层的光芒
杨绛，彰显灵魂的高贵
文学作品中的“人力车夫”

老舍的《骆驼祥子》是其代表作之一，主要是以北平（今北京）一个人力车夫祥子的行踪为线索，以二十年代末期的北京市民生活为背景，以人力车夫祥子的坎坷、悲惨的生活遭遇为主要情节的文学作品。

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的写作背景是：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场运动使得知识分子在劳动人民身上找到了革新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因而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学生若不了解这样的背景，一般只会把它看作一曲人力车夫正直无私品德的颂歌，而不会将之上升到赞扬劳动人民，提倡知识分子必须向劳动人民学习的高度。
胡适先生的一首白话诗。
　　《人力车夫》原文：
　　“车子！车子！”车来如飞。
　　客看车夫，忽然心中酸悲。
　　客问车夫：“今年几岁？拉车拉了多少时？”
　　车夫答客：“今年十六，拉过三年车了，你老别多疑。”
　　客告车夫：“你年纪太小，我不能坐你车，我坐你车，我心中惨凄。”
　　车夫告客：“我半日没有生意，又寒又饥，
　　你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
　　我年纪小拉车，警察还不管，你老又是谁？”
　　客人点头上车，说：“拉到内务部西。”

　　作品赏析 ：《人力车夫》是一首胡适创作的白话诗，诗中反映了一个年少的人力车夫的悲惨生活。这首诗最早发表于1918年1月15日的 《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此诗后来收入我国第一本白话诗集 《尝试集》中。
　　诗中描写了一个年少的人力车夫，在饥寒交迫的冬天里，立在马路旁等候顾客的情景。一位顾客看到年少的人力车夫在寒风中的样子，对他产生一种怜悯和悲伤之情，不忍坐他的车。而年少的车夫却向这位同情他的顾客诉说他已经半日没有拉到顾客了，你的心意虽然好，但是也不能填饱我饥饿的肚皮。这位好心的顾客只好无奈地上了他的车。
　　作品采用了通俗的白话语言，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年少的人力车夫的艺术形象，在表现他悲惨遭遇的同时，也表现出作者对他不幸命运的极大同情。作品的不足之处在于思想还不够深刻，没有找出车夫悲惨命运的社会根源，由于是刚刚尝试着用白话文写诗，在语言的运用上也不够精练，诗歌的韵味还不够浓厚。
鲁迅的“立人思想”
鲁迅先生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旗手和开路先锋，其思想广博深邃，充分体现了一代宗师对真、善、美的热情歌颂。对假、恶、丑的无情批判。而其中最能体现先生意愿的便是被后人称颂的“立人”思想 。那么，先生何以要奋臂疾呼“立人”二字呢？立人思想究竟富含那些深意呢？ 首先要提及的是“弱者本位”思想。我们知道，以“民主”和“科学”为两大主题的新文化运动，从某个意义上也是宣扬“人道”和“人性”的解放。鲁迅先生基于当时积贫积弱的社会现实，将着眼点放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民、无产者和妇女、儿童身上。对普通劳苦大众表现了极强的亲和感与同情（当然，这并非说先生对弱势群体的天然缺陷是不与揭露和批判）。由此形成了他弱者本位的思想。可以说这一观点是构筑先生思想体系的根源所在。我们可以从先生塑造的众多人物形象中体会到这一点。如：被官匪剥削的几近麻木的闰土；浑浑噩噩的阿Q；婚姻不幸却反抗无门的爱姑；甚至自视清高却终摆脱不了贫病之苦的下层知识分子范爱农。 那么，被先生所关注并充满希冀的弱者又是怎样的一种生存状态呢？概括来讲，一曰“看戏与演戏”；二曰“求乞与被乞”。这两种
都属于先生不满甚至愤恨的“民族劣根性”。 对于“看戏与演戏”的观点，其形象代言人对读过先生小说的同学而言是十分熟悉的。如被众人当作戏谑对象的孔乙己；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当众调弄小尼姑的阿Q；更不用说《示众》中入木三分、淋漓尽致的演戏般场景了。众生在生活中不但自己做戏演给别人看（有些还有强烈的表演欲，惟恐他人对自己视而不见），而且把别人的所作所为当做戏来看。看戏与演戏于是就成了国人的基本生存方式，从而构建了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互不信任、自以为是以至冷漠麻木。而这一切又都掩盖在一片喧哗而热闹的锣鼓声中，看去仿佛彼此十分亲密打成一片。这不正需要“立人”思想来重新让国人拥有判别是非的标准吗？ 其二：“求乞与被乞”。人，不论哪个时代的，都总会对他人有所求，因而同时也有所施。有所求，则可能依赖他人，丧失自我；有所施，则可能使他人依赖乃至依附自我，从而膨胀自我，迷失自我。 诚然，生活中不乏被逼无奈的求乞者，但现实生活中似乎并没有那么多真正意义上的“求乞者”。这些求乞者往往可以自谋其力，养家糊口；甚而有身处不幸却浑然不觉，反倒自觉高尚地加倍求乞
于他人的。若求乞得手，则相安无事；若不得，则会殚精竭虑地想办法，以致坑、骗、盗、抢也在所不惜。前一种如祥林嫂，虽为奴仆，几近是求乞于鲁家，若非一连串变故，也就那么苟活下去，何至于冻死在除夕之夜；后一种则如阿Ｑ，明知不是自己的萝卜，还强词夺理道是他的。“聪明”和自欺居然劣质到这种地步，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人格和品行了。如果说先生对前者还是哀其不幸的话，对后者则很大程度上是怒其不争了！ 再说“被乞者”，即施舍者。相信许多人在生活中都以施舍者自居，以显示自己如何富有爱心、同情之心。但读罢先生《野草》中《求乞者》一文，就不能不诧异于先生所言：“我讨厌他的声调、态度。我憎恶他并不悲哀，近于儿戏；我烦厌他这追着哀呼。”“我不布施，我无布施心，我但居布施者之上，给与烦腻，疑心，憎恶。”“我就憎恶他这手势。而且，他或者并不哑，这不过只是一种求乞的法子。”可见，对于现实中虚假的求乞，对既不知悲哀不幸又要表演悲哀不幸的求乞者，正确的做法是无须布施。思考、鄙夷或离开，是智者正确的抉择！ 由此可见，弱者是立在排着肉筵的强者、食人者之外，茫然不自知地生活的人。那究竟该如何去“立”他们呢？在先生看来，除去革命势力起来反抗鱼肉和麻痹人民者之外，更重要的是反省自我，至少是
少数先驱者首先建立起独立的个人精神自由。 “立人”的根本在于“尊个性而扬精神”，只有建立起完善的个性，人才会去发现“精神”。精神是自由的，还是压抑的，这直接关系到是安于现状还是奋起反抗！先生说过：“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正是立人所必经的考验。经过先驱者的启蒙、教育，无数的“闰土”、“阿Q”清醒过来，不在沉默、胆怯、徘徊，“立人”的思想才会一步步清晰明确起来！
《狼烟北平》重塑人力车夫形象引争议，都梁否认颠覆老舍经典

否认颠覆老舍经典　　读者：在中国现代经典文学作品中，不乏浓墨重彩塑造人力车夫形象的作品，但它们都是正面描写了车夫积极向上、勇于负责的可贵品质。都梁笔下的车夫却与鲁迅、老舍笔下的车夫形象大相径庭，都梁此举是否有意颠覆老舍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　　都梁：二十多年前，我曾看过《骆驼祥子》，当时印象深刻。事实上，我笔下的文三儿只是我早年印象中的车夫。在与他们的长期接触中，我发现这群人却远不是老舍《骆驼祥子》中积极上进的祥子。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贫穷、堕落且贪婪。于是我就萌发了要用小说的形式来探讨他们的人性真实。　　在我看来，老舍笔下的祥子只是车夫群体中的个案，而大多数车夫都与文三儿差不多，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老舍在写祥子时有人为拔高之嫌。我写作《狼烟北平》并没有有意想要颠覆老舍的经典之作《骆驼祥子》。我只是在写我所了解的车夫，不管他们好也罢，坏也罢，能把他们真实的生活状态与人性卑劣之处还原出来，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无意贬低“板儿爷”　　读者：我是蹬三轮车的，正宗北京“板儿爷”。知道都梁在小说《狼烟北平》中塑造了“文三儿”这个如我们一样背景的车夫后，就借了一本来看。令人失望的是，都梁把文三儿塑造成了一个吃喝嫖赌，吹牛打架，遇弱逞强，遇强示弱的车夫形象，与我们这个群体相差甚远。都梁这样写，难逃贬低我们这一群体的嫌疑。　　都梁：我早年接触过北京的“板儿爷”，虽然他们身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毛病，但他们人情练达、谙熟世故。在我眼里，自甘堕落却又游戏其中的人生观是这些人的主要生活状态。试想，一个人被扔到社会的最底层会是什么状态？我认为贫困最容易扭曲人的心灵，比金钱、财富更厉害。人在社会最底层，让他向上、善良、光明，是勉为其难的。北方民间有句老话是说：车船店脚衙（车夫、船夫、店小二、脚夫、衙役），没罪也该杀。　　当然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小说中的文三儿，是那个特殊年代车夫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完全不能和当下的人力车师傅相提并论。我这样写，丝毫没有想要贬低现代“板儿爷”们的人格形象，诸位大可不必对号入座。
方言不会成为障碍　　读者：小说《狼烟北平》内容涉及老北京的地理、风俗、俚语、服饰等风土人情。都梁每每在术语转换时因为语境的不同，从而导致叙述语言稍显生涩，诸如在一些度量衡的兑换细节上，语言就显得生硬。此外，《狼烟北平》中大量应用了北京方言，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不熟悉北方方言的读者无形之中设置了阅读障碍。　　都梁：尽管我从小生长在北京，自以为对老北京的地理、风俗、俚语、服饰等略知一二，但我毕竟又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所以有些超出我阅历范围的知识，我在用现代语言转换过程中略显生硬是难免的。对于方言的应用，我是考虑到要将当时的历史氛围和人物状态呈现出来，为此我查了不少资料，争取做到不穿帮，不出历史纰漏。虽然小说中大量应用了北京方言，但为了让读者能理解，我在每章节后面都做了详细注释，不会造成阅读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