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难过是不可言说的，说出来了就不是情而是理了。本诗藏有辞之韵味，不妨在“地、命、宽、石、躅”后各加一“兮”字，然后品读之。

　　《行路难》，是乐府杂曲，本为汉代歌谣，晋人袁山松改变其音调，创制新词，流行一时。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歌咏人生的种种忧患，寄寓悲愤。 
　　本篇是《拟行路难》的十八首中的第四首。钟嵘《诗品》说鲍照“才秀人微，取湮当代”，此诗即是诗人的不平之鸣。诗人拈出泻水流淌这一自然现象作为比兴，引出对社会人生的无限感慨。 
　　乍读之下，似乎诗人心平气和地接受了“人生亦有命”的现实。其实，他是用反嘲的笔法来抨击不合理的门阀制度：地，岂是平的？泻水于地，难道不是依照各自高下不同的地势而流向各方吗？一个人的遭际如何，犹如泻水置地，不是也被出身的贵贱、家庭社会地位的高低所决定了吗！ 
　　“泻水”四句言不当愁；接下去写借酒浇愁：“酌酒以自宽，举杯断绝歌路难。”满怀的悲愁岂是区区杯酒能驱散的？诗人击节高歌唱起了凄怆的《行路难》。面对着如此不合理的现实，诗人“心非木石岂无感”？理的劝慰、酒的麻醉，难道就能使心如槁木吗？当然不能。全诗的感情在这句达到高潮。紧接着却是一个急转直下：“吞声踯躅不敢言。”诗情的跌宕，将诗人忍辱负重、矛盾痛苦的精神状态表现得淋漓飞致！此诗的语言近似口语，明白晓畅。诗歌的情感时而压抑，时而奔放，将复杂的心理历程表现的曲折婉转。 



诗开头两句以倾水于平地而水流的方向各不一致来比喻人生贵贱与遭际的各不相同。这虽然是从日常生活的现象观察而来，但究其本，却与当时玄学与佛学争论中的说法相通。《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刘尹曾以泻水于平地各自流漫来回答为什么人都承受天地的禀受而人性又有善恶不齐的问题，这在玄学清谈中一时谓为绝答，表现出高度的智慧。而当时的思想家范缜在其著名的文章《神灭论》里，为驳斥佛学神不灭论以及有关命运的有关问题时，又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飘茵堕溷”的比喻，他认为人生的命运为什么有区别，就如一棵树上的花同开在一枝，随风而堕，花飘落在茵席上就有了富贵的好运，而坠落在粪坑里则有了低贱的命运。 
第三、四句承接前面的说“命”而来，但却以反问的方式表达了他对这种不公正现象的反叛与抗争。既然人生有命，各相殊异，但为什么就不可改变呢？难道就只有认命而长吁短叹并愁苦终生了吗？人不应该服从于命，应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去改写命运，这正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一种呼喊。《南史•鲍照传》中记载，鲍照曾拜谒临川王刘义庆，知道他赏识有才之士并正在网罗人才为自己服务，就想向他献诗言志，有人以鲍照地位卑下为由要阻止他献诗，鲍照勃然大怒，说“大丈夫岂能藏着掖着自己的才智，是兰是艾让人辨不清楚，从而终日碌碌无为呢？”于是大胆献诗，终于因展示其才能得以冒头。从此诗不能叹愁怨愁的描述当中我们可看到鲍照在宣泄这种为出身所困的闷愁。 
五、六句是写自我的宽慰，但酒亦不能宽愁，举杯之时高歌《行路难》时也因愁闷塞胸而无法再唱下去了。这就更反映出要有志之士认命是难的，以酒浇愁也是无用的，这种出自心底的痛苦又是谁能了解的呢？ 
七、八句继续着泻愁的路子写下去，再次表达他对不公正现实的愤怒。为什么不能自宽，正是人不是没有生命感觉的树木与石头，他有生命就有感情，就有悲愤，就要呼喊。“心非木石岂无感？”浸透着诗人的悲辛酸苦，是一种久积心底悲愤与不平之气的爆发与发泄。但在诗的结尾他却强将怒火压下去，轻轻地道出一句“踯躅不敢言”，要言愁而不敢言愁，这说明当时的社会政治是多么压抑。 
李白在遭受谗毁而被挤出长安时，也仿鲍照写作了三首《行路难》，其中有“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的行动描写以及“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的呼喊，也饱含着不可压抑的愤激之情，层层叠叠的感情变化也如鲍照一样展示出诗人强烈的苦闷和倔强的性格。



鲍照生活在一个讲求门第出身的时代。门阀制度萌芽于东汉末出现的选官论族性的思想，经历曹魏、西晋的发展，在东晋、南北朝初期达到鼎盛，并于南北朝末期开始衰败，于唐末彻底消失。门阀制度下，选拨官员不依据才干品德，而门品的高下，血统的贵贱成了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衡量标准。出仕的人限于门第特别高的家族。因而产生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奇特现象。出身名门的势族，无须努力、无须才华便可坐致公卿，而寒门庶士极少有获得高官的机会。门阀制度成为寒族通向仕途、实现人生理想的一堵高墙，难以翻越。当时士人依旧沿袭东晋士族“清望”的风气，讲求一种雍容优雅的生活态度。即使心中对功名有热切的渴求，也要装出一种淡泊名利的气度。而鲍照低微的出身没有充“清望”的条件，他不能也不愿虚伪的掩饰自己，而是主动“贡诗言志”，表达自己强烈的进取之心，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干谒躁进”的方法。鲍照在深知这样的做法被士族们所不耻，但他仍直率地表达其对功名怀有的近乎于飞蛾扑火般的热情。他不顾世俗的偏见，竭力地张扬自己，展现个性，“丈夫生世会几时，安能蹀躞垂羽翼”。



　　本篇是《拟行路难》十八首中的第六首，主要表现诗人怀才不遇的愤慨心情。诗歌的开头两句，诗人通过“对案不能食，拔剑击柱长叹息”的外形动作来表现内心的焦虑不安。尤其是第二句中三个连贯一气的动作非常精确而传神地刻画出壮士失意的内心痛苦。接下去的“丈夫生世”二句，将压抑的情感尽情倾泻出来。一个“几时”、一个“安能”，说得分外沉痛，分外激愤。以上四句写诗人备受压抑的精神状态和内心反抗。下半段则用亲切的语调描绘“弃檄罢官去，还家自休息”的情景。最后诗人由古代圣贤的厄运联想到自己的不幸，不禁扼腕长叹：“自古圣贤尽贫贱，何况我辈孤且直。”激愤中又带着几分无可奈何的怅恨，显得异常沉痛。 
　　此诗不以文辞取胜，而以真情动人。诗歌的格调悲怆而不颓唐，失望而不消沉，沉郁中有关洒脱，悠闲中透出不平，恰到好处地表现了诗人自尊而孤做的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