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题西林壁》
 

     苏东波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他的文章诗词，或一时的即兴之作，或是触目所见有感而发，都是自然的流露，顺乎天性。他不忮不求，随时随地呤诗作赋纯然表达心中所感，那么道健朴茂，字字自心肺间流出。其在文学上的主要贡献，是在从前专限于描写闺怨相思的词上，开扩其领域，可以谈道谈禅，谈人生哲理。《题西林壁》就是其哲理诗的代表作之一。

    元丰七年，苏轼由黄州贬到汝州任团练副使时经过九江，游览庐山。瑰丽的山水触发了苏轼的诗兴，于是写下了若干首庐山记游诗。《题西林壁》是游览庐山后带有总结性质压轴绝句。《题西林壁》写于庐山南麓西林寺，在禅院之中，探哲理的幽微，颇耐人寻味。这首诗语言质朴无华，平易近人，但是细细思量却有弦外之音。诗的总体特点是借景说理，辩证指出观察问题应客观全面，如果主观片面，就得不出正确的结论。

    开头两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是整体上打量绵延起伏的庐山，因而目光所及丘壑纵横、峰峦起伏，但是，诗人客观指出游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到的景物也各不相同。这两句概括而形象地写出了移步换形、千姿万态的庐山风景。苏轼没有描写具体景观，而是概括抒写浏览庐山的总体印象。
  

    后两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即景说理，谈游山的体会。为什么不能辨认庐山的真实面目呢？因为身在庐山之中，视野为庐山的峰峦所局限，看到的只是庐山的一个局部。由此追溯起来，宇宙间事事物物，又何尝不是立脚之点有别，观察结果各殊呢！爱因斯坦相对论需要一个参照物，认识事物同样，辨明事理，同样需要参照。对于一切事情，如果隐在它的圈子里面，就会不见全局，不明真相；只有客观地研究它的各个方面，才能取得正确的认识。它启迪我们认识一个哲理——由于人们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难免有一定的片面性；要认识事物的真相与全貌，必须超越狭小的范围，摆脱主观成见。

 

    《题西林壁》是一首哲理诗，但诗人不是抽象地发议论，而是紧紧扣住游山谈出自己独特的感受，借助庐山的形象，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表达哲理，写得巧妙别致，深入浅出，充满智慧故而亲切自然，耐人寻味。
   

    学者钱钟书说，有唐诗作榜样是宋人的大幸又是大不幸。看了这个榜样，宋代诗人就学了乖，会在技巧和语言方面精益求精。瞧不起宋诗的明代人说宋诗学唐诗而不象唐诗，这话没错。就是他们不懂，这一点不象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明人学唐诗是学得维肖而不维妙，象唐诗而不是唐诗，缺乏个性，没有新意。宋诗以意取胜，靠的就是在诗歌中发议论来实现。在诗歌中议论与写景，叙事，抒情是一样的，都是十分重要的表现手法。我们强调宋诗议论，不是说唐诗不议论，主要是宋诗的议论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到了无所不议的地步。有点甚至通篇议论。宋代诗人总喜欢在诗中用议论来表达人生哲理，这与宋代理学发达大有关系，不少理学家就经常写诗。钱钟书因此指出了双重情况：“借讲学的籍口来吟诗或借吟诗的机会来讲道学。”这道学就是理学，理学家提倡“文以载道”对宋诗风格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里也用苏轼的诗来作说明。唐人写庐山的诗，最著名的就是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诗，后两句“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是抒情兼议论，说的仅仅是瀑布的高。而苏轼的《题西林壁》就富于“理趣”了。诗的开头两句是总写庐山“远近高底”的千姿百态。一般来说，接下来是展开具体的描写，然而苏轼笔锋一转，就从横看侧看庐山的形状多变来进行议论了。诗人以游山观景来比喻为人处世，由看山而提出了一个富于哲理性的命题：看问题必须超越个人狭隘的空间，摆脱一己之偏见。

    以看山来设比喻再议论开去，这是对诗的比兴手法的创造性应用，是一种质的升华。从苏轼这一手法的应用，我们可以看出宋人“以文为诗”和“哲理”、“理趣”的妙用。所以说宋诗在唐诗的基础上“别开生面”，“独树一帜”，是不应该因其“议论”而轻易否定的。而明人反对宋人议论，却使自己在另一条叉道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