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敢告儿童之母曰：凡有戕贼儿童智识道德之事，不可行之，不可言之，行则为儿童所摹仿，言则为儿童所听从。儿童所至信者莫如母，为之母者，苟能于其学校中之所得，为之阐解，以补其不足，使学校家庭之教育不相离异，在儿童接触既多，导之者均为至信之人，则其正确之观念乃得以永不挠动。万不可儿童在学校则闻祛迷之言，归家则告以“勿作此想，且将雷殛”，致心志反成束缚，学校之教育亦如未受也。

——摘自《儿童观念之养成》  1911年8月发表

   二、做教师的果真要使训导收到效果，应当以生物学、心理学等等做起点，把儿童的情性详细研究一番，然后本着自己认识人生观的方法，顺了他们的天性，指导他们也走上正当的轨道。这其间，教师怎样指导怎样纠正，都是满足学生对于学校的要求。种种现象在我眼前呈现，各不相同，我只须抱定了根本大法，就是使小学生打定具有真实明确的人生观的基础，随机应变；切不可执定一种方法，以牢固的成见去应付千变万化的现象。况且学生并非处于“被治者”的地位，所以连“宽猛相济”的“治道”也不适用，还说什么“严格”，说什么“放任”！

            ——摘自《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 1919年2月27日作

   三、有许多报纸杂志在那里鼓吹“教育者须修养”，“立教育基础于人生观”，“人格教育”等等主张，这不是很可喜的现象吗？可惜做这些文字的不是教师，更不是小学教师，我想旁观者的言论纵然清切详明，决无强人必从的力量；或者竟有人愿意听从，但是能不能觉悟到自己的不是，把不是根本抛弃，然后努力研求，自己寻到个是的趋向，还说不定。教育事业原是教师做的，教师不能只等旁人来“觉我”，要靠自己觉悟。“自觉”和“外铄”，在旁人看来似乎没有区别，在实际上精神上却大异其趣。凡是人生的一切，从“外铄”得来的，虽言表名理，行合正谊，也不过是被动的；若是从“自觉”得来的，便灵心澈悟，即知即行。

——摘自《今日中国的小学教育》1919年2月27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