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本论文旨在探讨卡夫卡的多重人格对其创作的影响，所采用的主要方法为“心理动力型”的 研究方法。深刻把握了卡夫卡的多重人格与其创作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卡夫卡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之根源，从而更好地理解卡夫卡及其作品的意义和价值。此外，本文的研究还能对作家与作品的关系问题有所启发。
关键词：异化感、孤独感、恐惧感、负罪感 、审父意识

Abstract
Done in the right of “psychodynamic paradigm”, this thesis offers a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Kafuka’s multiple personality on his works, enabling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oot of Kafuka’s thinking and style, and therefore making it easier to grasp the significance and value of Kafuka and his works. Besides, this thesis can be enlightening in study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a writer and his works.
Key words: alienation solitude fear guilt
Father complex
引 言
卡夫卡的作品在二十世纪文学史上享有盛名，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它的背后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时代思潮等方面的原因。
卡夫卡所处的时代相对于前几千年的人类历史来说，是一个生产高度发达、物质文明高速发展、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时代。资本主义解放了自然经济束缚之下的生产力，创造出了建立在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现代社会。但“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随着文明产生的社会为自己建立的一切机构，都转变为它们原来的目的的反面。”文明与异化是一对孪生兄妹，自人类踏进阶级社会的门槛起就互相伴随。资本主义更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封建时代的血缘纽带，用冷酷无情的法律面孔代替了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不难想象，在这种严酷的社会里，人们的心灵遭受的扭曲是多么的严重。这种情况在十九世纪后半期的文学中已经初露端倪，到了卡夫卡时代更加严重，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文化背景上，西方传统的基督教文化在十九世纪已渐渐崩溃，二十世纪初卡夫卡所曾经历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更是西方人精神上的一大灾难，他们固有的宗教理念，人道主义情怀均被炮火与屠杀击得粉碎。在传统的基督教文化中，西方人以个体为本位，认为人与人之间无法沟通，只有在上帝面前，人才能获得价值与意义，使人的有限存在转变为无限。卡夫卡所面临的时代是一个“上帝死了”的时代，上帝死了，它把我们人类一向遵循的行为准则与价值尺度也一同带进了坟墓，正如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所说：“一个能用理性的方法解释的世界，不论有多少毛病，总归是个亲切的世界。可是一旦宇宙的幻觉和光明都消失了，人便觉得自己是一个陌生人，他成了一个无法召回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于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同时也缺乏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自己的生活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真正构成了荒诞感。”荒诞的背后是沉重，这正是卡夫卡所深切感受到的重压。
时代思潮上，哲学本体论呈现出危机。自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朴素猜想基础上提出著名的“四因”说以来（四因指质料、形成、动力、目的），古代和中世纪的哲学本体论就没有脱离过亚里士多德的范围。到了近代，人们研究重点转向了认识论，出现了经验论与唯理论两大流派，其观点相互对立却又各有本身的矛盾和缺陷。在此情况下，康德提出二元论，综合了以上两大思潮。康德一方面承认客观世界中有一个不断为我们提供认识材料的外在物质本原，从而建立起了自己关于“物自体”的理论；另一方面，他又批判继承了笛卡尔、莱布尼茨关于“天赋观念”、“认识潜能”的思想，有见于人类自身的认识能力，创立了自己关于主观时空和先验范畴的思想。这样，康德将人的认识局限于主体的时空观念和悟性范畴之中，超出人的认识范畴的世界本体便不可探究了。这样，本体论出现了危机，而现代西方哲学的科学思潮和人文思潮的分流也直接与康德相关。科学主义思潮坚守康德藩篱，不去探讨本体论问题；人文思潮则力图找到康德无法用理性与判断去接近的“物自体”，他们着重在“意志”、“欲望”、“本能”上做文章，从主体入手切入本体，这样，反理性思潮产生了，如唯意志论、生命哲学、存在主义等。卡夫卡的创作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进行的，其人其创作也时时打上了时代 的烙印。
了解了以上情况，我们对卡夫卡的多重人格及其创作就会有更深的理解。
卡夫卡出生于1883年的充满了强烈的反犹情绪的奥匈帝国城市布拉格。卡夫卡这个姓在捷克语中是“穴鸟”的意思，这显然是一种平凡而卑贱的鸟类动物，以此为姓氏，表明这个犹太家族的平凡和卑贱，他的父亲赫尔曼惨淡经营着妇女用品商店，并将他唯一的希望寄托在长子卡夫卡身上，然而卡夫卡漠不关心他的经营。于是他便把大量的愤怒和不满撒在这个“无用”而又不听话的卡夫卡身上，成为儿子的压迫者，成为家庭的暴君。这一点造成卡夫卡和父亲之间长期的隔阂和冲突。当父亲对卡夫卡施暴的时候，母亲也无能为儿子提供足够的保护，她只能用一种偷偷摸摸的方式尝试给卡夫卡一点温存的补偿。母亲不是那么光明正大的母爱使卡夫卡一生都有一种植于心灵深处的深重的负罪感。
这样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生活是卡夫卡多重人格形成的渊源，也使卡夫卡更加敏感地体会到现代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真切地看到世界的荒诞性，看到了人生的无意义。他将这些感受，将世界的荒诞、人生的悲哀写下，试图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意义，通过艺术来激发超越荒诞与悲剧的力量。
本文就试图探讨卡夫卡的多重人格与其创作的关系。在这之前先简述一下本文所应用的方法。
研究作者个性与文学创作关系的心理学方法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心理动力型（psychodynamic paradigm），这一类型在较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精神分析法，包括文学创作和接受过程的心理经历及影响；二是心理生物型（psychobiological paradigm),它着重研究文学接受的生理基础； 三是认知型（cogntive paradigm）,它着重研究本文的必要结构，以及使本文内容获得理解、记忆和修正的认知过程。。
本论文主要采用第一种“心理动力型”的方法，它有利于我们去探测隐藏在卡夫卡文本后面的真实，真实隐藏在一系列心理机制之中，这些心理机制包括卡夫卡的多重人格的多种表现：异化感、孤独感、恐惧感、负罪感、审父意识等。
一、异化感与创作
卡夫卡生活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奥匈帝国，此时统治已达七百多年的哈布斯堡家族已经接近尾声。奥匈帝国这个包括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南斯拉夫等在内的庞然大物处处呈现出一付腐败衰朽分崩离析的征兆。长期以来，它对内推行极端的封建专制主义，对外仇视各国的革命运动， 这个政府得以维持的基础就是一个受过法律训练的官僚集团与一支强横的军队和警察。倒行逆施的结果是国内落后的经济加上庸俗的社会习气。
卡夫卡经历了保守强权的黑暗时代，又亲眼目睹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大屠杀。时代的沉闷、窒息、动荡、混乱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使身在其中的人极难正确地把握住它。他说：“大战不仅焚烧和撕裂了世界，同时也照亮了它。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人自己造出来的迷宫，一个冰凉的机器世界，这个世界的快慰和明确意图在日益削弱和侮辱我们”。他觉得人的“良心都普遍地瘫痪了，一切超验的冲突似乎都消失了”。“我们使劲追求的价值根本不是真正的价值，结果毁掉的东西却正是我们作为人的整个存在所必须依赖的”。这是一个荒诞的、非理性的异化世界。这位公认的西方现代派文学奠基人以一种与荒诞的内容相适应的荒诞的形式，成功地表现了这个异化世界。
卡夫卡的作品荒诞离奇，但绝不是无聊地故弄玄虚，耸人听闻。它们都牢牢地扎根于现实生活，它们的魅力正来自于对“人”的深切关注，来自于对异化世界的真切感受。
卡夫卡作为一个法学博士，具有渊博的法律知识，再加上十多年在工伤事故保险公司当律师的实际经验，使他对法律和官僚机构的阶级本质了解得非常透彻。他在作品中把它们描绘得细致入微，剖析时一针见血，特别是他的长篇《审判》和《城堡》已经成了这类题材的文学中的名著。
《审判》充分地表现了法的荒诞。
在一个所谓有宪法，并且所有的法律都在生效的国家里，约瑟夫·K，一家银行的高级职员，却无缘无故地被捕了。他犯了什么罪？是谁控告了他？根据什么法律？又是谁在执行这些法律？诸如此类的问题，K始终也没有弄明白。连律师也说：“一个人的定罪往往出乎意料地取决于随便那个人偶尔讲过的一句话。”开始，K以为事情很快就会水落石出，谁知越陷越深，竟是永远也表白不清了。他曾经怀着申张正义的雄心壮志，在初审时慷慨陈词，誓与法庭的腐败与愚昧斗争。但事实证明幼稚无知的正是他自己，法是不可能有错的。因为法只存在于执法人的头脑中，旁人无法可依，判断一个人的有罪无罪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K面对的是一个自封的法庭，它的外部和内部都是一样的肮脏、荒谬、冷酷、污浊、令人窒息。最高法庭可望而不可及，高级法官可闻而不可见，文牍周转，程序冗长。诉讼过程讳莫如深，盛行的是幕后交易，法庭内外具有真正价值的只有私人交情。律师们为了打赢官司，拉关系，走门路，甚至偷盗文件，无所不至。
贪官污吏也“使这个天衣无缝的司法系统出现了一个相当大的缺口”。大小法官表面上冠冕堂皇，其实营私舞弊，惯于在法律条文上作些词藻游戏。他们腐败无能，纯粹是一批“承上 启下”的工具，只会机械地处理日常的一般案子。他们超然于社会之上，与世隔绝，不谙人性；可是追名逐利却不甘人后，一个个虚荣地让画家把自己画成最高法官的模样，自以为尊贵无比。
在与法庭的交涉中，K渐渐摆脱了原先的天真状态。与其他熟知法庭内幕的人一样，他认识到法有两种：一是法律明文规定的；一是通过亲身体验发现的。前者的严肃、公正、神圣，但无时无刻不受到后者无情的嘲弄。例如，为被告辩护的抗辩书很重要，但法官们却是不看的；诉讼过程很关键，然而判决又是一开始就定了的。法的荒诞还主要表现在它本质的荒诞上：只有法能代表正义，保障自由，但偏偏是法异化成了非正义的力量在压迫人，剥夺人的自由。这个庞大的法律机构是人的产物，但它已经独立于人，并且高踞于人之上，任何个人都无法与之抗衡。即使法庭的官员们也只能了解其某个局部，不得不在半盲目的状态下工作。而且，要使它改变更是不堪设想的事情，因为“这个庞大机构保持着微妙的平衡状态……如果有人想自己来改变周围事物的排列次序，他就要冒摔跟斗和彻底毁灭的危险，而这个机构则可依赖本身其它部分的补偿反应来恢复平衡——因为它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一点也不改变；相反，还有可能变得更加僵化，更加警觉，更加严酷，更加残忍。”
经过一年的搏斗，K原先的自信完全为一种失败的耻辱所取代，他的最大收获便是悟到了反抗的无用。在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他被带到郊外处死，他放弃了任何反抗的念头，因为他明白反抗也无非是捕蝇纸上的苍蝇所进行的徒然挣扎。“象条狗一样！”他诅咒自己，只觉得绵绵不绝的耻辱还将久留人世。
《城堡》则是官僚体制维妙维肖的写照。
城堡高耸在山岗上，“形状寒伧”，不过是“一堆杂乱无章的建筑群”，但是它阴沉沉地代表着神秘莫测的权力机构。城堡和法庭一样，也是威力无比，操纵一切，它兼有封建专制独裁的作风和现代资本主义庞大而严密的组织形式。它的目的“就只是维护那些遥远而不可望见的老爷们的遥远而不可望见的利益。”城堡中等级森严，行事诡秘，官员们都是经过精心筛选，“任何一个家庭出身可疑的人，未经考试就会被淘汰。”这儿没有一件事情是不经考虑就干的，凡事照章办理，按部就班。办公室里案卷堆积如山，各级官员忙于查本本，找引证，批文件，打电话。公文“没完没了地层层照转”，这个机构在“平白无故地干了一大堆绞尽脑汁的事”方面，真可谓“绝对地卓有成效”。然而，“在城堡这样一个庞大的统治机构中有着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上下不通，各部门互不了解，拖拉疏忽也就在所难免了。官员们出于愚蠢和野心，彼此勾心斗角，抓把柄、弄权术，还相互审查，搞阴谋诡计；甚至公开耍无赖，大喊大叫地抢档案，丑态百出，无非是权力瓜分不均。
可是面对他们的统治对象呢？这些自封为百姓主子的老爷们一个个俨然达官贵人，克拉姆只要竖一个指头就要让人屈服，可他还不是最高的官员。最高长官从来也没露过面，他一个人有着凌驾一切的权利。比起天上的神来，这些世俗的神才是真正的可怕，因为他们直接操纵着人们的命运，但他们也更其荒谬可笑，因为他们是这样实实在在地不完美。其它各级官员即便偶尔下来，也是一路上忙于批阅文件，那里有空接见老百姓。为了回避百姓的干扰，官员们总是在夜间判断事物，结果是黑白不明，曲直不分。和《审判》中的法官们一样，他们也大都是好色之徒，滥用权力，以粗野出名。克拉姆对女人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性情多变，还总是把眼睛闭着，所以没有人能把他捉摸透。“克拉姆太多了”，在城堡的一道道壁垒下，人人都被旁人监视着。为了巩固统治，城堡还极力使奴役的对象感到自己的低贱，在他们的头脑里培养一种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假意识，于是，害怕官方成了这里的人生来的脾气，村民们看去都是“一张张饱经苦难的脸——他们的脑袋看起来好象给人在头顶上打扁了似的，他们的体态也好象是挨了打而痛得扭成现在这副样子。”他们一面逆来顺受，一面在恐惧中小心翼翼地往上爬，以能为城堡服务而感到无上的光荣。实质上他们只是一群供城堡任意驱使的奴仆。
这里，个人越来越感到自己不过是国家机器控制下无足轻重的玩物，象大海上的小舟一样被恣意颠簸、捉弄。在人们的面前只有两种选择的可能：一种是彻底异化，甘心为奴，形成“服从权威的性格”，不再试图保持人的尊严。就象《审判》中的谷物商勃洛克那样，为了自己的案子，五年中俯首贴耳地听命于律师。或者象《城堡》中的顺民，只要克拉姆翘起一个小指头，就得趋之若鹜，把当他的情妇也看作“永恒的荣誉”，有意无意地去谄媚他。另一种选择是执意维护自己的权利，继续追求，挣扎，与异已的社会斗争，就象两个K所做的。但是他们面对的当局过于强大了，既无法防御，又无法抵抗。一个反抗了，又失败了，遭到了毁灭。另一个也是在精疲力竭，弥留之际才被获准留在村里，他的胜利是虚，毁灭是实。所以这两种选择不过是灭亡的方式不同而已。在卡夫卡的异化世界中，人在社会里不是象约瑟夫·K那样被作为罪人被追逐；就象K那样被排斥，成为一个没有保证的外乡人。
卡夫卡在《审判》和《城堡》中传达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问题在于：他为什么要通过这样的故事来传达他的观点？
现代阐释学认为，文本的意义要通过发掘才能得到，而对意义的理解决不是中立的或客观的，它取决于接受者对文本的态度，也取决于作者对文本的透视角度与兴趣。卡夫卡作为一名非职业作家，他对文本故事的选择与叙述的方式都令人感兴趣。他既然有固定的工作，衣食无忧，那么卡夫卡写作这两部小说，必然有他不得已的苦衷和迫切的需要，这种苦衷来源于他所处的周围世界的现状，这种现状使卡夫卡觉得有一种外在于自身的荒谬而强大的力量控制着自己，使 他无法呼吸。这也就是社会外在于人的本质，即异化的结果。
将卡夫卡的这种感觉称为“异化感”是再合适不过了。异化感是针对主体而非针对客体而言的。透过卡夫卡的眼睛去看世界，世界就是如此冷漠与可怕。这个世界蒙上了卡夫卡的感性的色彩，K在《审判》中放弃了反抗，遵从于宿命，在《城堡》中被排斥，这两种结局的设置，实际上是卡夫卡异化感的焦灼的反映。
异化包含两个层面上的意义。一是主体所处的客观世界的异化。人的本质是征服和改造世界，但当他所征服和改造的世界变成自身的对立面，从而桎梏人类自身时，这种异化就产生了；另一是人自身的异化。当人失落了所有美好的理想、价值、希望之后，他要么陷入绝望的境地，要么就由异化的魔鬼来控制他，使他失去了自己。卡夫卡受到前一种异化的沉痛压迫，而后一种异化又使他有着切肤之痛。他把这两种异化都用艺术形式表现出来，一方面是如实地叙述使他喘不过气来的异化感，另一方面也是他在这种压迫下做的挣扎的努力。
所以在卡夫卡的异化世界里，不仅表现为社会的异化，而且表现为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主要表现在政治、法律、国家机构的荒诞性等方面，而人的异化则主要表现在人与人关系的物化等方面。
人与人关系的物化首先表现为物质金钱的利益关系。《变形记》就通过格里高尔与家人关系的变化过程揭示了这种物化的金钱关系。格里高尔作为家里的长子，每月按时拿回亮晃晃圆滚滚的硬币，使他的父母和妹妹“住在一套挺好的房屋里，过着蛮不错的生活。”此时，他是受人尊敬的，是家里的中流砥柱，中心人物。而一旦他变成了甲虫，不能再去上班，无法再为家人提供经济资源，无法再与家庭保持以往那种经济联系的时候，温馨甜美的家庭亲情，伦理之爱一下子消失了，逐渐地，他被家人抛弃了，最后，只能在孤独、寂寞中悄然死去。格里高尔的悲惨命运，再次证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维护家庭的纽带并不是家庭的爱，而是隐藏在财产共有关系之后的私人利益。”在西方社会中，人一旦失去了谋生的能力和手段，失去了和他人的经济交往联系，人无异于虫。
人与人关系的物化还表现为疏远离弃的冷漠关系。在社会中，人与人无法沟通。《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中，歌手约瑟芬的尖叫是耗子似的听众所无法理解的。虽然他们屏息谛听，“可她早已明白：要期待自己心目中的知音是徒劳。”《小妇人》中，人被不认识自己不了解自己的人莫名期妙地憎恶着，嫌弃着，毫无办法。《饥饿的艺术家》中，饥饿艺术家也在人们的疏远中悲惨死去。在家庭里，父母把子女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孩子独立的人格被否定了，可爱的家成了可怕的樊笼，置身其中形同陌路，甚至如同敌人。《判决》中，由于格奥尔格较晚才把自己的婚事写信告诉在彼得堡的朋友，而使老弱的父亲莫名其妙地从床上一跃而起，怒斥儿子格奥尔格，并且判决儿子去投河自尽，儿子没有任何其它选择，唯有遵命。《变形记》中，父亲也一向主张对变了形的儿子采取严厉措施，他向儿子扔去 苹果“正好打中了他的背，并且还陷了进去”，至死，这个苹果还留在那里腐烂发炎。“他的创伤损害了，而且也许永久地损害了他行动的能力。”
在物质文明高扬的西方现代社会里，人自身也被 被异化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这种异化的现象归结成是“物对人的统治，死的劳动对活的劳动的统治，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使人更加依赖物质，转而成为物质的奴隶，最终导致人性的异化，自我的丧失。《变形记》就形象地表现了人为了谋生而不得不从事的所谓职业，是如何压迫着人的精神和肉体，是如何贬低了人作为人的价值，夺走了人的自由和支配自己的权利。格里高尔肩负家庭的重担，长年累月地干着旅行推销员这个累人的差使，为了保住职位还受尽屈辱。他白天疲于奔命，晚上一头扎倒在床，提心吊胆地睡几个钟头，只是为了迎接第二天机械的重复。劳动中创造的欢悦彻底消失，他被异化为“职业”，沦为养家糊口的工具，生命对他本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卡夫卡说，“为每天的面包所感到的忧虑催毁了一个人的性格，生活就是如此。”可是，这种生活还有什么主动性可言？还谈得上什么追求？什么为人的乐趣？这只是谋生而已，只是道义上的责任在促使他活下去罢了。对生活的厌倦日积月累，量变引起了质变，于是，奇迹发生了：“一天早晨，格里高尔从不安的睡眠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为了摆脱“身不由已”这种折磨人的人格分裂，他终于完成了灵与肉的彻底分离。在丧失人形的惨重代价下，实现了自己下意识中隐隐约约地想卸掉家庭重负的愿望。
从社会到人，卡夫卡对异化世界的观察和表现是敏感的，全方位的。透过卡夫卡的异化世界，我们从反面窥到了实现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非人的状态中激起对人性彻底解放和充分展开的强烈愿望。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一个变形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临终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新的伟大诗篇的序曲”。（马克思1837年11月10日给父亲的信）卡夫卡把异化这样一个关系到人类本质的问题生动形象地揭示出来，引起对于现存社会秩序的合理性的怀疑，他不愧为“一个在混乱中为人类的尊严，为寻找生活的真正规律而斗争的人。”
二、孤独感与创作
卡夫卡对社会和人的艺术表现是深入本质和令人震撼的。而如此强烈的艺术效果并不是建立在惊心动魄的情节和华丽铺阵的文字基础之上的。相反，一切是那样的冷峻、简洁和朴素。那么，其作品思想力量来源于何处呢？大而言之，应该来源于他的独特的人生体验和感受。具体地说，首先是“异乡人”的孤独境遇。他生而为犹太民族的身份，注定了他是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
作为一个没有祖国的民族的一员，他的“无家可归”的意识是十分强烈的。在写给好友密伦娜的一封 信里有这么一段话：
“……这种欲望有点永恒的犹太人的性质，他们被莫名其妙地拖着、拽着，莫名其妙地流浪在一个莫名其妙的、肮脏的世界上。”
这里，卡夫卡十分形象地道出了他的民族的悲剧命运和在世界上的难堪处境。
晚年在给密伦娜的又一封信里，表达了对对方有祖国的羡慕和自己“寻找一个祖国”的渴望：
“你有你的祖国，因此你甚至可以抛弃它，可是他(指卡夫卡自己——笔者)没有祖国，因此他什么也不能抛弃，而必须经常想着如何去寻找一个祖国，或者创造一个祖国。”
卡夫卡是个自传色彩很强的作家，凡是重要的人生体验和感受都可以在他的作品里找到回响，他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城堡》融进了他多种人生体验。因此可以作多种解释，其中之一是对犹太人“无家可归”的一种写照。小说主人公K，欲进城堡耗尽了毕生精力，最后仍未能进去。这番描写反映了他作为犹太民族的一员找不到家园的痛苦和失落感。作为犹太作家的M·勃罗德，他对《城堡》的这一层意思看得还要深刻，他说卡夫卡在《城堡》“这个简单故事里，他从犹太人的灵魂深处讲出来的犹太人的普遍遭遇比一百篇科学论文所提供的知识还要多。”
卡夫卡作为“异乡人”的孤独境遇还表现为他所生活的地域与他所掌握的交际工具——语言——是不合拍的，就是说在他的出生地布拉格绝大多数都是讲捷克语，而卡夫卡所习用的是德语，操这门语言的人在布拉格城只占很小的比例(二十世纪初约十五分之一左右)，因此从语言环境看，卡夫卡仿佛生活在一个孤岛上。
如果他有一份称心如意的职业，也许还可以弥补上述的缺憾。可惜这又不从人愿。他在大学里学的专业知识是法学，而且取得了一个法学博士的学位，结果在一家半官方的“工伤事故保险公司”谋得了一个跟“法”有关的职位。但他的与日俱增的兴趣是文学，而且视创作为他“唯一的幸福”。他也不怀疑自己具备着作家的天赋和才能。然而，他的文学观念太超前了，还不能得到当时多数读者的认同；他的要求也太高了，他很少满意过自己写出来的东西，所以生前他勉强拿出来发表的那些作品还不能造成他作为名家的地位。这意味着，他还不能依靠专业创作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他不能放弃保险公司的那个岗位，那个既能给他提供一份固定的、优厚的薪俸，又有一个赏识他的才能的上司的岗位。但是创作需要时间，需要思想的高度集中，对于卡夫卡甚至需要紧闭在“孤寂的世界”的环境，这就使卡夫卡的创作与职业处于尖锐的矛盾与冲突之中：一方面，他觉得“放弃这一岗位是我的强烈愿望，”(1917年7月23日致库尔特·沃尔夫的信)一方面又觉得“由于我的作品产生得很慢和作品的特殊性，我不能靠文学为生。”(1911年3月28日记)这种矛盾和冲突，有时使他觉得“几乎听见了我写作为一方，办公室为另一方碾得粉碎的声音。”(1912年12月3日致未婚妻菲利斯的信)1913年，卡夫卡的创作欲趋向高潮，职业的干扰给他带来的痛苦便更加剧烈：
“我的岗位于我是不可忍受的，因为它与我的唯一要求和唯一职业即文学是格格不入的，……你也许会问，那么我为什么不放弃这个岗位而后靠文学劳动过日子呢？对此我只能给予如下的可怜答复：我没有这么做的力量，据我对我的处境的观察，倒不如在这岗位中走向灭亡。”(1913年8月21日日记)
有时他甚至感到，这个该诅咒的职业，等于在他具有“幸福天份的身体上挖掉一块肉”。(1911年10月4日日记)
没有比这样的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