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唐代河东（今山西省永济市）人，代宗大历八年（773年）出生于京城长安，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客死于柳州。一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享年不到50岁。因为他是河东人，终于柳州刺史任上，所以人称柳河东或柳柳州。
柳家与薛、裴两家被并称为“河东三著姓”。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柳宗元非常感慨地说，柳氏到他这一代，已经“五、六从以来，无为朝士者”。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有时竟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挨饿。柳宗元正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柳宗元成长于动乱年代，他从少年时代起就对人民遭受的苦难有一定的了解，对社会现实有一定的认识，这对他以后的文学成就和思想建树不无影响。
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士，同时中进士的还有他的好友刘禹锡。贞元十二年（796年）柳宗元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这一年，与杨凭之女在长安结婚，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
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王叔文、王伾的永贞革新，虽只有半年时间便宣告失败，但却是一次震动全国的进步运动，所实行的措施，打击了当时专横跋扈的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利国利民，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柳宗元与好友刘禹锡是这场革新的核心人物，被称为“二王刘柳”。年轻的柳宗元在政治舞台上同宦官、豪族、旧官僚进行了尖锐的斗争。他的革新精神与斗争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由于顺宗下台、宪宗上台，革新失败，“二王刘柳”和其他革新派人土都随即被贬。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这次同时被贬为司马的，还有七人，所以史称这一事件为“二王八司马事件”。
永州地处湖南和广东交界的地方，当时甚为荒僻，是个人烟稀少令人可怕的地方。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他们到永州后，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在一位僧人的帮助下，在龙兴寺寄宿。由于生活艰苦，到永州未及半载，他的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
柳宗元被贬后，政敌们仍不肯放过他。造谣诽谤，人身攻击，把他丑化成“怪民”，而且好几年后，也还骂声不绝。由此可见保守派恨他的程度。在永州，残酷的政治迫害，艰苦的生活环境，使柳宗元悲愤、忧郁、痛苦，加之几次无情的火灾，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竟至到了“行则膝颤、坐则髀痹”的程度。贬谪生涯所经受的种种迫害和磨难，并未能动摇柳宗元的政治理想。他在信中明确表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在京城时，他直接从事革新活动，到永州后，他的斗争则转到了思想文化领域。永州十年，是他继续坚持斗争的十年，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虽然由司马升为刺史，但所贬之地比原来更僻远更艰苦。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后来因有人帮忙，刘禹锡改贬连州，柳宗元才动身向柳州。
柳州距京城长安，比永州距京城更远，更为落后荒凉，居民多为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贫困，风俗习惯更与中原大不相同。柳宗元初来这里，语言不通，一切都不适，但他还是决心利用刺史的有限权力，在这个局部地区继续实行改革，为当地民众做些好事。
柳宗元在柳州，决心废除“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的残酷风习，制订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那些已经沦为奴婢的人，都可以按时间算工钱，抵完债即恢复人身自由，回家和亲人团聚。此举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欢迎，后来被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兴办学堂，推广医学，并使从不敢动土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解决饮水问题。柳州荒地很多，柳宗元组织闲散劳力去开垦，仅大云寺一处开垦的荒地、就种竹三万竿，种菜百畦。他又重视植树造林，并多欢亲自参加了植树活动。
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实际是王叔文改革在局部地区的施行。
长期的贬谪生涯，生活上的困顿和精神上的折磨，使柳宗元健康状况越来越坏，确是未老先衰。他的好友吴武陵多次奔走于执政大臣裴度门下，设法营救他离柳州还京。裴度与柳宗元同系河东人，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才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为时已晚，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怀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
虽然活了不到50岁，但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柳宗元的诗，共集中一百四十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
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
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家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极其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
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砷”，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作为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将永远受到世人的尊敬。
（摘自《三晋历史人物》，书目文献出版社）
2．有德于民的刺史柳宗元
下车伊始 饥行夜坐
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六月二十七日，柳宗元的生活翻开了新的一页。经过从京城长安南下的长途跋涉，这天，他来到柳州就任一州军政最高长官——刺史。
他一到任，就面临着社会治安的严重问题：许多善良的百姓被一些盗贼抢掠财物，年轻人被绑架而去当作商品贩卖，老人反抗就被当场杀死，哭叫之声不绝于耳。面对这种情况，柳宗元顾不了旅途的劳顿和身体的虚弱，马上投入了工作。他“饥行夜坐设方略，笼铜桴鼓手所操”。白天，要忍着饥饿下乡巡行查访；晚上，则要坐在堂中思考治理的办法，还得随手拿着鼓槌，以便在接到报警后鸣鼓调遣兵马前去处置……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过着“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的屈辱生活。十年之后，被改派为柳州刺史。柳州比起永州来说，不仅距离京城长安更加遥远，而且当时在经济文化方面也更加落后。他自己说过：“名不在刑部而来吏者，其加少也固宜。”不是被当权者认为是罪重难饶的人，是很少被派到这地方来做官的。他到柳州任刺史，是“官虽进而地益远”，是受到又一次的排斥和打击。面对这种遭遇，他的心情十分复杂：一方面是满腔愤懑，愁肠百结，痛苦不已。另一方面，又感到在柳州是“有社有人”，可以利用作为一州刺史掌握有一定实权的条件，干一番“振发枯槁，决疏汙潢汙”，使枯树重新发芽，河道通达流畅的事业，施展自己“以利安元元为务”的抱负。所以，尽管他那“十年践踏久已劳”的身体到柳州后又患上了“奇疮钉骨状如箭”和“支心搅腹戟与刀”的疾病，甚至曾出现过“鬼手脱命争纤毫”的险情，变得更为虚弱，但他仍然扶着病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了地方的治理。
传播儒学动以礼法
柳宗元到任后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修复崩坏了的文宣王庙（孔庙），积极传播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他认为孔子思想的传播与朝廷政令的推行是密切相关的。柳州“古为南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们有喜欢攻打劫掠、争斗行暴的陋习，而且“董之以礼则顽，束之以刑则逃”，治理起来有较大的难度。他认为，要使朝廷的政令在地方上得到贯彻，就应该大力宣扬儒家的思想主张，从教育开导入手，改变地方百姓的愚昧落后观念，“以去其陋”。他把修复孔庙提到巩固“教基”的高度加以重视，通过这事对百姓“动以礼法”。把孔庙修好之后，他还亲自写了《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要求人们对孔子“永永是尊”。“三年，民各自矜奋”，百姓们果真自爱奋发起来。
当时，柳州一带还流行着迷信巫神、鸡卜、滥杀牲畜的习俗。人生了病，不是求医问药，而是请巫师来占卜吉凶。开始时宰杀鸡鸭一类的“小牲”祭神；病情没有好转，就杀猪羊一类的“中牲”；再不行，就杀牛马一类的“大牲”；还是不行，病人就认为是鬼神不肯放过，于是和亲人诀别，用布遮面，不吃不喝等死。因此，这一带“户易耗，田易荒，而畜宇不孽”，给生产生活带来很大破坏。柳宗元针对这种情况，采用了援佛入儒的办法，主持修复被大火焚毁一百余年的大云佛寺，让僧徒们“击磐鼓钟”，宣传佛教戒杀的思想，对百姓进行教化，引导人们注意保护牲畜，努力发展生产，有病就求医问药，不要迷信巫神。还“崇其庙，为学者居”，充实庙内的设施，让学生们在里边很好读书学习。这种“以佐教化”的办法，真的取到了使人们“复去鬼息杀”的良好效果。滥杀牲口的恶习改变了。
改革弊政 解放奴婢
废除奴俗，解放奴婢，是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进行的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改革。当时，柳州一带有“以男女质钱”的“土俗”。劳苦农民交不起地租或者是向富豪之家借了高利贷，得要把自己的子女送到债主家作抵押，“子本均，则没为奴婢”。无力及时还债赎回，就利上加利，到了利息与债款相等的时候，被抵押的穷家子女就要终身沦为任人驱使、毫无自由的奴婢。柳州地区曾经出现过“豪家婢妾百余，男仆数百”的现象，许多穷苦家庭遭到破碎，社会生产受到破坏，地方税收也受到很大影响。一向主张“以生人（民）为己任”的柳宗元决心改变这种恶习。他运用朝廷颁发的“不许典贴良人男女作奴婢驱使”的法律规定，“革其乡法”，给到债主家服役的穷家子女按时间计算工钱，“视直（值）足相当，还其质”，工钱与债款数目相当，就命令债主把人质释放回家。柳宗元还“出私钱”帮助一些穷人赎回了被典当的子女。柳宗元的这一改革措施，不仅使柳州许多穷苦百姓感恩戴德，而且受到了直接上司桂管观察使裴行立的赏识赞许，当作好经验在桂管的州县加以推广。“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一年时间，便使上千人获得了自由。柳宗元的朋友韩愈在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刺史任上，也仿照柳州的做法，为数百名沦为奴婢的穷家子女解除了痛苦。
开荒挖井 发展生产
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的生活，保证国家的税收，始终是柳宗元关注的重要任务。在主持修复大云寺的同时，他就组织力量在寺旁“辟地南北东西若干亩，凡树木若干本，竹三万竿，圃百畦，田若干塍”，鼓励百姓发展生产。他还亲自“种柳柳江边”，在州城西北角的荒地上“手种黄甘（柑）二百株”，作了示范。
他到柳州之后，看到城内居民都是用瓦罐下到柳江取水。江岸很高，“陟降大艰”，上下艰难，“雨多，涂则滑而颠”。遇到多雨天气，道路很滑，下河取水的人往往摔跤跌倒，叫苦不迭。他到任后的第二年三月，便动用一笔罚款，组织了人力，在城北挖了一口“八寻有二尺”即六丈六尺深的水井，用砖砌好。这口井泉眼很多，水源充足，居民们不仅可以随时取来供日常生活使用，还可以用来灌溉菜地，给生活和生产带来很大便利。
在柳宗元的倡导和鼓励之下，四年内柳州城乡面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出现了“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逋四归，乐生兴事”的新气象，老百姓的生计安排得有条有理，租税没有积欠，逃亡在外的人也纷纷回来，颇有乐趣地兴办各种事业。还做到“宅有新屋，步（码头）有新船”。农家的“园地修洁，猪牛鸭鸡，肥大蓄息”。生产有了发展，生活也有所改善了。社会上还出现了“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的良好风气。柳宗元对“城廓巷道，皆治使端正，树以名木”，还在江边的驿道旁建了冬暖夏凉、别具特色的东亭，古城呈现一派生机，使得“柳民皆悦喜”。
思报国恩 独惟文章
柳宗元在认真治理柳州的同时，也每每“起望东北心滔滔”，情绪难以平静。一方面，他是在思念着京城的亲朋好友，希望通过他们的疏通，能使朝廷让他脱离被贬谪的苦境。更重要的另一方面，是牵挂着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在他到柳州的头一年，盘据淮西的藩镇军阀吴元济发动了反抗朝廷的叛乱，盘据在承德镇和淄青的王承宗、李师道也遥相呼应，蠢蠢欲动。国家的统一面临着严重的威胁，使一向坚持国家统一的柳宗元忧心如焚。他自己认为仍“有方刚之力”，但“不得备戎行”，为讨伐作乱的藩镇军阀而“致死命”，感到“思报国恩，独惟文章”了。正当他到柳州不久，就传来力主讨伐吴元济的宰相武元衡被王承宗、李师道派人暗杀身死的消息。这使他义愤填膺，迅即写了《古东门行》，在歌颂平叛战争的正义性的同时，声讨了作乱军阀的罪恶，还批评了主张妥协的言论，表达了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柳宗元到柳后的第三年（817年），淮西之乱被平定，吴元济被送京师斩首，柳宗元以满腔热情写了《平淮夷雅二篇》，歌颂了宰相裴度和大将李朔在平叛中的功绩，并郑重地写下了《献平淮夷雅表》，连同作呈送给宪宗皇帝。第二年春天，王承宗和李师道也相继被制服，他又及时写了文章表示祝贺。
正当人们陶醉在“中兴”的欢乐之中时，柳宗元却保持着十分可贵的清醒头脑。他经过深沉的思考，在柳州写下了《敌戒》这篇著名文章，批评了“敌存而俱，敌去而舞”的错误态度，阐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辩证思想，告诫人们应当居安思危，要懂得“废备自盈，只益为癒”，骄傲自满，放松戒备，必定带来祸患。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柳宗元的墨迹未干，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就被身边的宦官杀死了。
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一说十月五日)，年仅47岁的柳宗元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灵枢被停放在他生前喜爱的罗池的西北侧。第二年，由他的上级、朋友裴行立资助，运回长安万年县（今临潼）栖风原安葬。柳州地方人士在停放灵枢的地方建了一座衣冠墓，对他寄以永远的怀念。